到黄埔去：回忆父亲陈修和
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国民党历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我的父亲陈修和有幸加入了这个大事件中，能够成为一名黄埔学生是他一生的骄傲，既帮助他成就了而后的事业，也启发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和判断，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黄埔军校的建立
回顾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历史，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是那个时代国民党人对中国未来作出的重大选择：用武力统一中国。百年之前，即上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成功十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处于多中心的状态，北京的中央政府与军阀割据的地方势力分庭抗礼，孙自己也只能依靠广东军阀在广州小有势力。当时的出路有两条：或是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即谋求各省自治，自订宪法，而后制定联省宪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或是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湖南曾制定湖南省宪法，尝试联省自治的想法，广东军阀陈炯明也是这一想法的积极拥护者，但不久这一想法趋于沉寂，联邦制的想法偃旗息鼓，但是如何对待地方势力始终是民国的一大问题。后一种想法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他认为必须用武力打垮军阀的势力，统一中国，建设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共和国，这一想法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需要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为此他需要经费、武器、人才、基地等。他过去依靠的力量，如军阀、华侨、外国友人，甚至西方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意愿，苏联成为唯一的选择。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他看到另一种希望，他愿意效法苏联，学习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造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党领政。同时建立一支有别于北洋部队的革命军，不必再依靠军阀的势力。
1921年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中国会见孙中山，建议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1923年孙与苏联外长越飞达成《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联俄容共”时代的到来。1923年孙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其中有蒋介石和两位共产党人（张太雷和沈定一）。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联俄、联共（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十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并有数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代理部长毛泽东），形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会议对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也作出了决议。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又称“孙文学说”。该学说是他1905年在英国流亡时，借鉴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又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而成。1924年1月到8月间，孙中山在广州，用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一共16次，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当年孙将三民主义写入黄埔军校训词，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独立，对内谋求中国独立于民族专制，对外要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他倡导中华民族的概念，各民族平等相处，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而非简单地排满。民权主义是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建立五权宪法，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另设监察、考试权，认为这样更符合权力制衡的原则。他赞成直接民权，而非间接民主，赞成县级自治，而非联省自治。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即尧舜之政治体制相契合，将政权公之于天下，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民生主义是人民的生计、社会的生计问题，即经济问题，认为人人要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中国的四亿人口才可以享幸福。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利用外资的思想，其中不无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色彩。在国共合作时，提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帝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苏联之所以同意支持孙，是因为共产国际和列宁认为通过帮助国民党有助于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的革命势力，他们曾尝试与其他势力合作，均失败，最后认定国民党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因而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改组与建军。在而后军校的创办过程中，苏联政府在经费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据统计先后提供军校办学经费达200万卢布之多，并派出以鲍罗廷为首的顾问团，其中包括政治、军事、步兵、炮兵、工兵等领域的顾问，参与军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孙中山的建军建校，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得到国民党内的一致拥护。蒋介石说：为了国家的强盛，必先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必先消灭军阀，要消灭军阀，必先建立军队，要建立军队，必先创立学校，培养各级军事人才，因而办军校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对于国共合作，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加入，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争议，支持国共合作的和持有异议的人逐渐分化成左右两派。在军校的办学过程中，学生们成立了两个校友会，争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显然军校中同床异梦的现象自始就存在。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与争执，黄埔军校还是如期举办。1924年初黄埔军校开始在全国招生，第一批学员于5月5日入学，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正式成立，孙中山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做了长篇讲话。孙说：“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他着重强调军人的革命精神，要求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又特别强调不怕死的精神：“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革命党的秘诀就在不怕死……不怕死，就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人。”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一度成为黄埔军人的准则。
军校的选址也是孙中山一手敲定的，他选择了广州城东南，位于珠江中的江心岛长洲岛，又称黄埔岛。孙认为黄埔岛南临虎门，是控制珠江口，捍卫广州市的第二门户，地当枢要，又相对独立，且留有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校舍，遂决定在此筹办军官学校。岛上山峦起伏，树木葱茏，自然景观喜人。建校初期，由国民党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谭延闿手书“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据说军校的大门曾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黄埔精神一目了然。
从讲武堂到军官学校
顺便再讲一点近代中国办军校的历史，黄埔军校声名卓著、成绩斐然，但是它的出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它之前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办军校的历史，黄埔军校是这一趋势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现代军校的建立始于清末，发达于民国初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观念有了变化。清朝早期，为了不让汉人的注意力放在军事方面，因而“重文轻武”，学文是时尚。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发生，为了对付内乱与外辱，“整军经武”提上了日程。清朝开始训练“新军”，筹办“武备学堂”，又称“讲武堂”，该学堂是现代军校的雏形。一时间各地纷纷建立各种类型的讲武堂，培养军事将领，学军成为时尚。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洋陆军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等。辛亥革命后，这些学校的旧址改建成新型的陆军军官学校，如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也是利用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旧址修建的。
这些军校的建立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军校培养的人才既有可能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斗士，也有可能成为角逐权力的割据势力。清朝的垮台和后来的军阀混战与军事学校的普及不无关系。前面讲到，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军阀混战与军校的建立就有直接的关系。而黄埔军校的建立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将军校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武装斗争也成为而后几十年的主旋律。
弃工从戎
1919年在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中，陈家兄弟来到上海，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川。陈毅与他的胞弟陈孟熙，得到政府的津贴，只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就与四川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六十几位同学一起启程赴法了。父亲和弟弟陈世杰也要赴法学习，世杰没有拿到政府津贴，只能自费出国，父亲已从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该校是当时工科院校的高等学府，不能参加一般勤工俭学的学习，因经费有限，父亲决定让弟弟先走，自己留下来打工，挣够了经费再出去。谁知1920年以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停止，赴法留学已很困难，父亲决心继续留在上海寻找发展的机会。
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像许多年轻人一样，父亲在上海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活。造船工业是当时上海滩上最受瞩目的行业之一，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运输主要依托于江河湖海的水上渠道，对于四川则更是如此，蜀道之难让长江航线几乎成为进出川的唯一途径。如何改善长江航运，如何造出更先进的船只，成为父亲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他在上海尝试各种机会，一待就是五六年，直到彻底失望为止。他和同伴们尝试着引进法国发明的水面划艇，让船在水面上划行，以避开激流险滩，克服了重重困难，就在划艇研制成功，开始在长江试航时，被当时控制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吴佩孚获悉，诬陷为军用快艇，不准经过宜昌上驶，引进的计划被迫搁浅。后来他又帮助航运公司造船，但是当船运回四川时，经常被混战中的军阀扣留。当时的各路军阀随意扣留往来于长江上的船只，为避免这一情况，许多船只设法改悬外国国旗，所谓“旗船”。然而外商也不放过他们，经常敲诈勒索，使他们既痛恨军阀的胡作非为，也痛恨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特权。
1925年陈孟熙来到上海，他已从法国回来，向父亲展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认为，“在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无论我们学了多少本领，无法施展，孙中山先生为了打倒列强，要铲除军阀，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我们只有参加革命军，才有建设国家的机会”。父亲被他说服，决心弃工从戎，到黄埔去，投考黄埔军校，加入革命军，投身到改变国家政治局面的斗争中。
报考军校
1925年父亲和陈孟熙到了广州，开始报考军校的尝试。但是他们发现，报考军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军校的招生条件中非常重视考生的政治态度，虽然对其他条件，如年龄、学历都放得很宽（如招生的年龄条件为18-25岁之间，学历为高小毕业，且入中学一年以上者，或具有同等学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有志投考者）。其政治条件是：“已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父亲说：当时黄埔的学员，多数是地方和军队中推送的革命积极分子，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员。
陈氏兄弟无党无派，一般的介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找到吴玉章作为介绍人。吴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又是勤工俭学的倡导人之一，当年陈孟熙接受过他的指导。吴说黄埔的环境非常艰苦，问他们是想到军校工作，还是当学员。父亲他们当即表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他们投考军校，一定要置身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行列中。但是吴的介绍并没有说服考官，因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都已超出要求，怀疑他们的报考目的。父亲并不气馁，又找到黄埔一期毕业的几位同乡，如第三教导团团长李杲为他们做保。李是四川安岳人，父亲的小同乡，教导团团长在军校里很有实权，在他的推荐下，他们参加了第五期的入学考试，顺利通过。1926年春夏之际，他们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被编在了第五期入伍生队。如果没有这些挫折，他们本该是第四期的学员。
父亲说，黄埔军校的招生，很多办法不同于旧式军校，很重要的一点是打破了地域限制，不再仅仅面向某一个地区，而要招收全国各地的志士仁人，甚至吸收外国学生，如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学生等。正是因为军校的严格筛选，父亲说，愿意进黄埔军校的青年人，都有强烈的改造中国的愿望，是一批有志青年人。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代出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年轻人，很多人既上过私塾，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又上了新学校，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造就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父亲说，与这些人为伍交友，提高了大家的格调，受益终生。在而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抗战期间还是1949年后，父亲都与他们有很多交集和交流。
为了避免再生枝节，父亲没有沿用自己的字“陈统”，而改用了自己的号“修和”。当年读书人多有三个称呼，即名、字、号，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明志”。父亲出生时按照族谱，由父母起名“陈世爵”；考上工业专门学校，他给自己起个字与号，即“陈统”“陈修和”，意在国家统一，修来和平。此后父亲仅用“陈修和”，以号代名，使用终生。前面讲到，陈毅的“毅”也是在他考上甲种工业学校后，给自己取的字，且号“仲弘”，出自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个年代的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择名自由，不失为一项难得的自由传统。
据统计，1926年北伐开始之前，黄埔军校在广州一共招生五期学员，约7000人，毕业6000人。一至四期在广州毕业，第五期学员分别在武汉和南京毕业，其中很多人成为国共双方的骨干力量。
普通科教员
父亲考入黄埔军校后，没有想到，他的第一个经历竟然是在军校中教书，帮助学员补习科学知识。他在回忆中说：
我同孟熙考取了军校后，被分配到河南士敏厂（洋灰厂）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一营。当我踏进营门，营长即宣布今天考试普通学教员，新学生要报名参加，同学推荐我是高工毕业，应该参加，我推说是来当学生，不愿当教员，营长不准，只好放下行李，立赴考场应试。发表后，我被录取，任算术、代数、三角、物理等几门功课的教员，并调往沙河燕塘入伍生第一团。
此事源于军校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差别很大，不能满足军校学习的要求，因而成立了“普通科学教育委员会”，为学员补习必要的数理化课程。该委员会由入伍生部长方鼎英的侄儿、留法学生方乘担任主任。当时录取了十人担任教员，他们都有高学历，如高等师范，高等工业，或大学理科毕业曾担任过中学教员的。该职务每月津贴二十元，除免掉守卫勤务外，学习任务与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军事政治学习，是一项兼职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是，军校学员入学后，首先被编入“入伍生”团队，即预备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合格毕业后，方能转入正规学生队。为补课成立“委员会”，说明对它的重视程度。采用委员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是当时的组织形式，带有民主色彩，而后大量采用在国民政府系统中。
父亲在回忆中详细描述了他的教学工作，首先讲到学生来历的多种多样，显现了当时青年人寻找社会改革的普遍愿望：
军校同学是从全国各地来参加革命的，并有朝鲜、越南同学。但同学中，文化程度很不齐一，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各种经历，在旧军队中从当过士兵、排、连、营，一直到团长的。
在军校学习军事技术如兵器学、射击学、筑城学需要基本的数理化基础，因此需要补课，但学生的组成如此复杂，差别如此大，使得父亲的讲课难度也很大，必须分别对待。他说：
好在同学们都住在一个团里，每天都在一个地区上操上课，休息时间，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可以随时到我住的连里补课。
他还特别提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讲课中联系身边的事物，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我学过工程，在讲课时，能引证一些眼前现象，具体事物，说明问题，如我们营地设在一块平原的草地上，周围开一水沟，以利排水，但挖出了水沟，却未加工，我在讲物理水利学时，当即指出，这样开好水沟，一旦下雨，必然崩溃。不过几天，一场大雨，水沟就如我说的崩溃了。
遗憾的是，父亲说：“普通学校的补习，并未达到预定的要求。”这也在情理之中，当时负责业务教学的人如方鼎英，多有很高的学历，期望按照常规军校办事，要求学生达到应有的业务水平。但是军校的实际学习时间很短，虽然学制设计的时间是三年，但一般只有一年左右（第一期学生仅有半年），期间还要参加很多活动，甚至直接到前方参战。因此这样的补习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尝试，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然而对学生而言，仍不失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苏制山炮
前面讲到，苏联政府是创办黄埔军校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在父亲的回忆中，特别提到苏联教官讲授苏制山炮的教学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顾问的参与和苏联武器对北伐战争的作用。
在北伐前夕，苏联为国民革命军送来了苏制火炮，父亲说：“当时，在北伐前的紧张时期，苏联送到七六二山炮，需要学习使用，就在入伍生第一团所在地成立了炮兵团，我参加了这个团。”在炮兵团，由苏联教官直接讲授这种山炮的使用及构造原理：“苏联制的七六二山炮运到团里，由苏联顾问担任教授，并在沙河附近的瘦狗岭实际射击。我们是炮团士兵，苏联教官发给讲义，讲解这种山炮的原理，构造和使用。”
父亲是有心人，他保留了当时的讲义，没想到竟然在上海兵工厂发挥了作用：
1928年我在上海兵工厂任技术员，部队送来俄式山炮修理，炮厂只修造过德国式的山炮，不了解俄式山炮的构造，无法修理，我将军校俄国顾问发给我的讲义，供炮厂员工参考，才将这些火炮修好，供军队继续北伐时运用，这是我在军校学习时意外的收获。
这批山炮对而后的北伐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说：“北伐时期这是唯一的俄式火炮，起了不小的对敌作用”，但是他没有具体展开这个话题。
父亲在回忆中，花了不少笔墨讲述黄埔军校的业务学习，这在众多的回忆中是少见的。事实上，黄埔军校有一批学识很高、经验丰富的中国军事教官，他们或留学日本或出自著名的讲武堂，接受的多是日式的军事教育，如何应钦、王柏龄，他们与苏联教官合作，苏式与日式的军事教育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学基础。
军校设计了严格的军事教育项目，分为术科和学科。术科有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科目。他们试图将黄埔军校办成第一流的军事院校，但是北伐在即，干扰因素很多，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办学，只能是速成，然而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项目依然是军校办学的重要一环。30年代初，蒋介石派送一批军人到国外学习，如廖耀湘等人，父亲也在其中，其宗旨似也有为黄埔学生补课的用意。
顺便说一句，父亲一生都保持了军人的风范，永远是腰板笔直，行动迅速，直到百岁之龄，大家都说这是得益于黄埔军校的严格训练。
黄埔精神与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黄埔军校办学的最大特色，学校要向学生灌输黄埔精神，要让学生知道国共两党的政治理想。这种方针既是学习苏联办学建军“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思想，也是军校为北伐和国民革命做的精神准备。1926年1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这一方针的最佳体现，当时共产党人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国共分裂之后，1928年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父亲入学正是在1926年春季，他说，当时军校的政治气氛很浓，革命情绪高涨。前面讲到军校大门的那副对联，突显了黄埔精神。孙中山强调不怕死的精神，孙曾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后来黄埔精神被总结为：“牺牲、团结、负责”的精神，要砥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蒋介石为军校制定的校训“亲爱精诚”，强调团结、精益求精的精神，没有那么重的火药味。
在政治教育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负责政治教育的政治部多由共产党人担任主任一职，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就是为了出任政治部主任一职。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恽代英、萧楚女、熊雄、高语罕、杨其纲担任了政治课的教学任务，同时也有苏联顾问的参与。
父亲在回忆中说：
我自从考入军校后，开始学习政治课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和恽代英、萧楚女等政治教官指导下，学习了共产主义的ABC，社会发展史和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实业计划等项课程并阅读一些有关书籍，也听过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报告，初步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显然这些课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和苏维埃的经验，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的具体实施战略计划。这些理念之间既有共同之处，更有原则的差别，指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迫使学生们认真思考，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发展方向。
当时学员中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在两党的支持下，分别成立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团体，1925年2月共产党人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4月国民党人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从理论争论发展到组织对立。为了缓和矛盾，1926年4月蒋介石下令解散两个组织，7月5日成立“黄埔同学会”，以黄埔校友为纽带，试图终止两派的对立。事实上，在黄埔军校的短暂学习期间，学生不可能对主义的问题做深入的学习和研讨，按照孙中山强调的“知难行易”的观点，他们又必须做出选择。
对于国共联合办学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在国民党的高层引起争论。蒋介石于1923年赴苏考察，对苏的政治体制十分疑虑，认为与三民主义不相容。1924年，蒋在黄埔未上任就辞职，被孙拒绝，要求蒋“坚忍耐烦”。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上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因不愿与共产党人合作，不久就离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共产党人则十分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宣传马列主义，发展革命势力。
1926年父亲入校后，两派争论依然非常激烈，但他没有选边站，不认为两种观点不可调和，他说，“（我）始终站在中间路线，调解同学们的争论”。在他看来，理想与主义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特别是看到苏联已经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政策，说明没有必要在主义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他说，“我系学应用科学，机械工程的，始终以实践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割据，统一国家，建设工业，提高生产文化是中国当前重要的工作”，换言之，就是实现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文化，强国富民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应该说像父亲这样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学识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贡献，而不愿意轻易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人眼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为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似乎这已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但是政治体制的选择毕竟是最大的选择，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更明确的选择。
国民革命军与北伐
黄埔军校创办的同时，也是国民革命军建立的过程。在军校创办的同一年，1924年11月军校就成立了教导团，即党军。第一期毕业的黄埔学生被分配到各团任见习官。1925年7月教导团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们在广东与地方军阀等各种势力做了多次较量，在真正的战斗中磨炼成长。期间牺牲也很大，蒋说，两次东征牺牲了几百名黄埔学生，然而各期的学生都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北伐战争的行动。
1926年6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就职并誓师北伐，宣示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寻求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自主，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军校已经毕业的学员均加入了北伐的战斗。作为第五期的学员，刚刚完成入伍生的教育，就被分成两组，一组留在广州，一组随革命军北伐。父亲所在的入伍生炮兵团奉命随北伐军出发，从广东打到江西、湖南、湖北。他在行军中感染了疟疾，即“打摆子”，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忍受病痛，战斗生活十分艰苦。
他特别讲到攻打武昌时的一段惊悚经历，九月初他们已经逼近武昌，攻打武昌将是北伐军的最后一场大战，史称武昌战役（1926.9.2-10.10），敌方的抵抗十分顽强，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北伐军组织了敢死队，父亲所在的团队奉命加入，当时的攻城总指挥邓演达让大家绑上炸药冲锋攻城，人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当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后，急令停止，蒋说，“这都是我的黄埔学生，怎么可以让大家去送死，另想别的办法”，后来改为封锁，最后逼迫敌军投降。父亲说“没有蒋的制止，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们谈天了。”蒋对将士的爱护，没有机械地执行所谓不怕死的原则，也是而后许多黄埔学生选择追随国民党的原因之一。
在民众大力支援下，北伐军进展迅速。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攻入长沙；8月国民革命军长驱北上，大胜于汀泗桥等处；9月7日，国民革命军占汉口，10月10日，攻下武昌。军校在武昌设立了分校，第五期的学员继续学习。
兄弟相见，又分道扬镳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北伐的使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广东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当政，共产党的势力大涨。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仍在继续进攻江西、福建、最后攻占了南京，将国民政府迁到了南京，形成国民党内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个时机，开展工农运动，搞阶级斗争，在农村提出打倒地主豪绅，在城市号召工人起来罢工，实现更激进的社会革命。当时工会成员增至200万，农会成员增至900万。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典型代表，然而这样的工农运动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激烈反对。
武汉分校里共产党人的势力强大，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校长，共产党员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同学中分成反蒋和拥蒋两大派，父亲两派都未参加，黄埔军校时期两种信仰的争论，此时成为两种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像父亲这样的中间分子，当初到广州参加大革命，目的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设国家。面对这样的分裂，在父亲看来这意味着大革命的失败，感到惶惑，萌生退意。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陈家的三兄弟，父亲、陈孟熙和陈毅竟然相聚在武汉。孟熙是黄埔第五期政治科的学员，和父亲一样，1926年随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在武汉分校继续学习。想不到的是1927年5月陈毅也从四川来到武汉。当时陈毅已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因在四川的工作受挫，到了武汉，被党派到武汉分校工作，对外身份是宣传科科员，实际是共产党在武汉分校的联络员或书记。父亲并不清楚陈毅的具体工作，但是弟兄异地相逢，大家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他们住在一起，尽情畅谈，从家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虽然那时他们都是尚无建树的年轻人，但是中国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已成为他们的主要话题，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宿命。
父亲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武汉的形势十分动荡，国共分裂的可能很大。至于未来中国的命运，父亲说，“在军校学习了共产主义的ABC，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当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当下中国很落后，应该先发展经济，我要到上海，继续寻求发展工业的机会”。而陈毅则认为“中国需要彻底的变革，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父亲说，“搞革命风险很大，要冒生命危险”，陈毅则义无反顾，准备为革命献身，他回答说，“我不怕牺牲，已经把头系在了裤腰带上”，父亲说，“你有这样的决心就好，等你们革命成功了，我再来给你做工程师”。
多年后父亲常常讲起他们的这段对话，父亲的理性思维和陈毅的革命浪漫主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陈毅那时期望说服父亲加入共产党，而父亲则已有了自己的选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大学同学到我家做客时，曾问父亲当年为什么没有加入共产党，他说，“那时认为应该先搞三民主义”。这与他在黄埔军校的想法一脉相承：搞经济建设，但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
父亲决心已定，就去找邓演达办退学手续，他的理由是北伐路上一直在打摆子（疟疾），身体很差，已不能适应军校的生活，邓说你这是不革命了，但父不为所动。7月中旬，如父所料，汪精卫改变政治立场，宣布反共，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据说武昌毕业的五期学生，后来大部分派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去了（在武汉毕业的第五期的黄埔学生大约有800人。据何崇校回忆，在武汉“七月×日，分校匆匆忙忙为五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仪式极为简单。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同时听说，很多部队不欢迎派分校的毕业生到他们那里去。在武昌毕业的五期生，大部分是派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父亲不过是早一点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部队。
7月初父亲乘船东去。临行时，陈毅写了一封信，要他到九江去找朱德，还是希望说服大哥参加共产党，但船在九江未停，一直到了南京，没有机会让父亲听取朱德的劝说。后来父亲在南京被黄埔学生挽留，到上海兵工厂工作，正式加入了国民党系统。陈毅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先到九江，后追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开始了游击战的生活，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成为红军的领导人。陈孟熙则回到四川，长期在川军中工作。父亲对他的选择最不以为然，认为参加大革命就是反对军阀，不应该再与军阀为伍。不管怎样，武汉的相聚，就这样以他们兄弟三人的不同选择，分道扬镳，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2024年4月修订于北京建外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