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危重病人，每天都跟打仗一样
比起普通病房，大多数人对ICU（IntensiveCareUnit）更怀有紧张和畏惧。今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搬到了新大楼，ICU床位由原来的30多个增至102个。空间大，环境好，对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来说，工作也更累了。不过，经历过疫情大考的他始终乐观：“在灯火通明的ICU，每个人眼里看到的东西不同，你可以说它离死亡最近，也可以说它离希望最近。”
病人情况复杂变化快
近日，记者走进仁济医院焕然一新的ICU，这里很安静，滴滴答答的仪器设备声清晰而紧密；但这里又不“安静”，大家都在高强度工作，时刻做好救治的准备。
“重症医学科主要收治危重病人，病情复杂变化快。我们每天都跟打仗一样，病人在眼皮底下都可能出问题。”皋源介绍着重症医学科的日常工作。此时，一位老人呼吸急促、血压波动，医生快步来到他的床旁，近距离观察情况。“医生的大脑必须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捕捉细微变化。”皋源告诉记者。
没有家属在旁陪护，医生要养成守在病人床旁的习惯，有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也正因此，身在ICU里一天，即便哪里也没去，步数都可能在一万步以上。
最近，83岁的张老先生顺利出院了，从进ICU到出去，足足4个月。老先生是新病区开张后进来的“第一批”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又合并了细菌、霉菌感染，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来的时候已休克。快速诊断后，医生马上给病人插管，找准病因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当中有几次波动，家属不放弃，患者生存欲强，我们把他的生命体征稳住，后来帮他在床旁积极康复。6月底，他出ICU了，是自己走出去的，我们都为他高兴。”皋源说。
在ICU，医生和家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危重病人要不要继续治？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重症救治是体力活、技术活，也是良心活。”皋源说，要把治疗方案的利弊诠释得尽量清楚，再让家属做决定。比如，不少人有认知误区，觉得“人快不行了才插管”。其实，气管插管没那么可怕，“早上”有可能“早下”，能把器官保护好。
团队打“有准备的仗”
重症医学科的设备成本很高，每张病床都配有呼吸机、监护仪、输液系统等生命支持仪器，一个床单元的平均投入是100万元，因此ICU也被人称为“最贵的屋子”。设备成本可以计算，但对皋源来说，这里有太多金钱无法计算的东西。当看到一个曾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可以自主进食；当握着病人的手，能够感受到他的肌力；当休克的病人，能够下地行走……这些都是让医生护士最幸福的瞬间。
去年，仁济医院胸外科为一名30多岁的危重孕产妇实施了该院首例双肺移植手术，这其中就离不开重症医学科的保驾护航。皋源回忆，这名孕妇患有间质性肺炎，感染了新冠病毒后，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就呼吸衰竭了。在ICU，多学科团队为她会诊，医院还邀请了肺科医院的专家共同参与。由于经验性治疗不能逆转患者病情，为她上了ECMO后，幸运地等到了双肺供体，成功进行了换肺手术。产妇恢复良好，堪称“奇迹”。
但是，皋源并不喜欢别人总把“奇迹”和ICU联系起来。“哪里有什么奇迹？是医生护士团队每一次的全力以赴罢了。”皋源说，随着学科的发展、理念和技术的进步，重症救治成功率越来越高，绝大多数患者在这里2周左右就能出去。可以说，团队在打有准备的仗。
尽力把人救活还不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2008年在重症医学建设上才有了标准。仁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2014年从麻醉科分离出来，成为相对完整的学科。这次“搬家”后，在院长夏强院士的支持下，肝脏外科监护室划归到重症医学科名下，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坚持探索综合ICU与专科ICU同质化管理模式。
“以前我刚做重症医生的时候，理念还是以救命为主，要么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活着，要么活了但生活质量很差。现在，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倾全力让病人活下去、好起来。”相比过去人们常说的“生离死别在ICU上演”，皋源更愿意相信，重症医学的目的不只是把人救活，而是能够挽救病人，并尽量让病人重新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本报记者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