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危重病人,每天都跟打仗一样
比起普通病房,大多数人对ICU(IntensiveCareUnit)更怀有紧张和畏惧。今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搬到了新大楼,ICU床位由原来的30多个增至102个。空间大,环境好,对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来说,工作也更累了。不过,经历过疫情大考的他始终乐观:“在灯火通明的ICU,每个人眼里看到的东西不同,你可以说它离死亡最近,也可以说它离希望最近。”
病人情况复杂变化快
近日,记者走进仁济医院焕然一新的ICU,这里很安静,滴滴答答的仪器设备声清晰而紧密;但这里又不“安静”,大家都在高强度工作,时刻做好救治的准备。
“重症医学科主要收治危重病人,病情复杂变化快。我们每天都跟打仗一样,病人在眼皮底下都可能出问题。”皋源介绍着重症医学科的日常工作。此时,一位老人呼吸急促、血压波动,医生快步来到他的床旁,近距离观察情况。“医生的大脑必须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捕捉细微变化。”皋源告诉记者。
没有家属在旁陪护,医生要养成守在病人床旁的习惯,有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也正因此,身在ICU里一天,即便哪里也没去,步数都可能在一万步以上。
最近,83岁的张老先生顺利出院了,从进ICU到出去,足足4个月。老先生是新病区开张后进来的“第一批”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又合并了细菌、霉菌感染,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来的时候已休克。快速诊断后,医生马上给病人插管,找准病因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当中有几次波动,家属不放弃,患者生存欲强,我们把他的生命体征稳住,后来帮他在床旁积极康复。6月底,他出ICU了,是自己走出去的,我们都为他高兴。”皋源说。
在ICU,医生和家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危重病人要不要继续治?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重症救治是体力活、技术活,也是良心活。”皋源说,要把治疗方案的利弊诠释得尽量清楚,再让家属做决定。比如,不少人有认知误区,觉得“人快不行了才插管”。其实,气管插管没那么可怕,“早上”有可能“早下”,能把器官保护好。
团队打“有准备的仗”
重症医学科的设备成本很高,每张病床都配有呼吸机、监护仪、输液系统等生命支持仪器,一个床单元的平均投入是100万元,因此ICU也被人称为“最贵的屋子”。设备成本可以计算,但对皋源来说,这里有太多金钱无法计算的东西。当看到一个曾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可以自主进食;当握着病人的手,能够感受到他的肌力;当休克的病人,能够下地行走……这些都是让医生护士最幸福的瞬间。
去年,仁济医院胸外科为一名30多岁的危重孕产妇实施了该院首例双肺移植手术,这其中就离不开重症医学科的保驾护航。皋源回忆,这名孕妇患有间质性肺炎,感染了新冠病毒后,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就呼吸衰竭了。在ICU,多学科团队为她会诊,医院还邀请了肺科医院的专家共同参与。由于经验性治疗不能逆转患者病情,为她上了ECMO后,幸运地等到了双肺供体,成功进行了换肺手术。产妇恢复良好,堪称“奇迹”。
但是,皋源并不喜欢别人总把“奇迹”和ICU联系起来。“哪里有什么奇迹?是医生护士团队每一次的全力以赴罢了。”皋源说,随着学科的发展、理念和技术的进步,重症救治成功率越来越高,绝大多数患者在这里2周左右就能出去。可以说,团队在打有准备的仗。
尽力把人救活还不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2008年在重症医学建设上才有了标准。仁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2014年从麻醉科分离出来,成为相对完整的学科。这次“搬家”后,在院长夏强院士的支持下,肝脏外科监护室划归到重症医学科名下,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坚持探索综合ICU与专科ICU同质化管理模式。
“以前我刚做重症医生的时候,理念还是以救命为主,要么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活着,要么活了但生活质量很差。现在,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倾全力让病人活下去、好起来。”相比过去人们常说的“生离死别在ICU上演”,皋源更愿意相信,重症医学的目的不只是把人救活,而是能够挽救病人,并尽量让病人重新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本报记者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