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日本投降那天 父亲奔走在沸腾的重庆街头
□任正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终于结束了，全世界人民都在欢呼。美国《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在纽约时代广场，抓拍到一位从战场回来的水兵，激动地搂着陌生姑娘激吻。这就是后来被誉为经典摄影作品的《胜利之吻》。
而在中国重庆，同样有一名记者，奔走在欢庆胜利的沸腾重庆街头，用他的笔记录下了重庆人民迎接抗战胜利的狂欢。1945年8月15日，《新蜀报》迅速发表了这名记者采写的通讯《像爆炸了的陪都，几天来充满狂热》。这名记者，就是我的父亲任浪萍。
1《环球》杂志，再现父亲的身影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年，《环球》杂志在2010年第16期以超长篇幅，刊登了组稿《8月15日，世界那一天》，分别介绍了日本投降时，重庆、延安、纽约、莫斯科等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这组文章的第一篇，就是该刊记者王晓磊、廖云路详细介绍我的父亲任浪萍在65年前的8月14日那天，带病奔走于重庆街头采访的情景。
王晓磊、廖云路在《战时陪都：千年未有的热闹》一文中写道：
“1945年8月14日晚，重庆《新蜀报》记者任浪萍得到了日本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强忍高烧，奔上了渝中区街头。街上已是‘千年未有的热闹’，卖号外的报童满街飞奔，累得发喘，一张号外卖到三百元。有给五百或一千元的，报童因无暇找补，宁肯不做生意。争买鞭炮庆祝者挤、打、吵，宪兵警察也无法维持秩序。市民丢着帽子，高兴地狂喊‘日本要投降了，安逸!’
任浪萍奋笔记录书就一篇《像爆炸了的陪都，几天来充满狂热》，洋洋数千言，刊在了次日的《新蜀报》上。旁侧一并刊有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英太平洋大批舰队将急驶远东英属地’，另一则是‘苏军水路作战部队两处登陆南库页岛’，大标题用粗黑宋体印成，恰如一副庆功的对联。
在任浪萍的眼中，接连几天，‘精神堡垒’已被挤成了人肉的堡垒，吉普车无法前进，男女市民相拥，不管是否相识，都热烈伸出手来紧握，甚至互相拥抱。鞭炮从六层楼的洋房上放下来，像千百根火蛇在街心跳舞……
任浪萍写道：‘磁器口一露宿的瞎眼叫花，闻得鞭炮声，忙问啥事，知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便抛去破碗、竹杖，作疯狂地吼叫。乱吼乱跳一阵，附近水果摊被他踩翻好几处。要是在平时，叫花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摊贩不仅不发怒，反去抱着叫花，喊：安逸！’
任浪萍介绍，当时有一位疯子老太太，横冲直撞地走来，一手拉着他的领带，一手摸着他的面部，兴奋地喊：‘幺儿，你也回来了！’当时把任浪萍弄得怪难为情，好不容易才脱身走开。据旁人说，她的独子出征，老太太八年都在疯狂中度过。
描述完眼前的热闹景象，任浪萍意犹未尽，忍不住直抒胸臆：‘咬牙苦干，撑到今天，焉得不掷笔狂笑？’大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感慨。”
2高光时刻，去九龙坡机场采访接机
其实，任浪萍只是父亲在重庆作为记者的笔名，他的真实名字叫任钧。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26岁，正值精力充沛、热血沸腾的青年时期。早出晚归，白天到各地采访，晚上通宵达旦地赶稿，成了他那时的工作常态。
父亲是重庆江北县龙兴镇人，大学文化程度，原本打算跟着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无奈是家中独子，父母怎么也不同意。据我母亲回忆，在重庆《新蜀报》工作，是父亲当记者时间最长、在新闻界最为活跃的时期。
不过，可能父亲在记者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一次接到电话，安排他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去采访接机吧。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率中共代表团前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父亲参加到新闻界前往机场迎接的行列。当晚，父亲从九龙坡机场回到储奇门的家，抑制不住地高兴劲儿，对我母亲讲述了当时现场的情形。父亲说，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很魁梧，身着中山装，第一个走出机舱，接着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然后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父亲说，周恩来还在机场亲自给接机的中外记者发送了油印的毛泽东主席的书面谈话，极大地方便了记者们的采访。第二天，父亲采写的新闻也很快在媒体发表了。
父亲曾经工作的《新蜀报》创办于1921年，曾是重庆地区第一大报，早年是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萧楚女、陈毅先后出任报纸的主笔。抗战爆发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但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接管，彻底改变了报纸的进步立场。此后，我父亲离开了报社，前往重庆一私立大学讲授古代汉语和写作。
母亲说，我的父亲在大学教书期间，发表过很多小说、散文和诗歌。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于合川港子弟小学家属院屋子的楼阁上，看到好多本发黄的旧杂志，里面有标明“小说”的文章，署名为任浪萍。好几次，我都发现父亲的小说里常常用姐姐正霞、小哥书航的名字作为主人公的名字，可就是没有见到过用我的名字作为主人公的小说。
至今在重庆图书馆，还可查阅到父亲当年采写见诸报端的新闻和文艺作品。尤其是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一篇杂文《燃犀走街头》，鲜明地体现了父亲关注劳动人民的强烈思想情感。《晋书·温峤传》解释了“燃犀”一词的含义：晋代时有一个叫温峤的人，到了一个叫牛渚矶的地方。这儿水深不见底，传说水下有很多怪物。温峤不怕邪，叫人点燃犀牛角去照，果然看见水下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水族。苏东坡曾在《寿州李定少卿出饯城东龙潭上》诗中，引用了这个典故，“未暇燃犀照奇鬼，欲将烧燕出潜虬。”相传，只有点燃犀牛角才能照见妖怪。当年，我的父亲在黑暗笼罩的山城，发出“燃犀走街头”的怒吼，疾声呼吁人们必须具有不惧鬼怪妖孽的胆识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由此可见他的文学功底。
3写川剧剧本，了却郭沫若一桩心愿
后来，我父亲从重庆到了合川工作，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原因。
我母亲邱衍操是云阳县云安镇人,1938年从云阳县立女子师范校毕业后走上了讲台，在云阳县双土乡中心校任教。那年她才19岁，后考入国立女子师范校。1946年，母亲应重庆三洞桥小学邀请担任校长。之后直到重庆解放，母亲先后在江北五里店小学、菜园坝小学担任过校长。
1950年作为首批学员，母亲考入了邓小平、刘伯承创办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系统学习政治理论。从西南革大毕业后，母亲被安排到万县工作，担任石板乡土改工作队队长，组织农民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征粮工作。对那些经历，母亲很少提及，只是后来看到诸如《湘西剿匪记》之类的电视剧时，触景生情才说上一点。在母亲遗物里，至今还有一个在革大使用过的红褐色硬壳笔记本，上面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的黑白照片和题词。
1952年，跟随妻子来到合川的父亲，被安排到合川川剧团任专职编剧。20世纪50年代，正是川剧的鼎盛时期，父亲厚积薄发，写了一系列剧本，其中的大型川剧剧本《钓鱼城》，还多少与郭沫若有关。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在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陪同下，从北碚乘船来到合川钓鱼城。郭沫若认为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在中国古代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有英雄人物，有故事情节，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民族气节的抗战题材，便题诗一首《钓鱼城访古》：“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郭沫若意犹未尽，表示要把它写成一部抗战戏剧。但他当时正在写作明末夏完淳抗清的历史剧《南冠草》，就一直未能如愿。对这个心愿，郭沫若在他1947年出版的随笔集《今昔蒲剑》里，用较多的文字做了记载。
我的父亲到了合川，一次登临钓鱼城，看着郭沫若在钓鱼城石壁上的题诗，偶然在《今昔蒲剑》里得知他的夙愿后，表示“我一定要帮郭沫若了却这桩心愿”。
1956年4月，我父亲与人合作，写出了八场大型川剧高腔《钓鱼城》剧本。很快《钓鱼城》作为合川川剧团第一个原创剧目首演，成为了合川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合川县志》也进行了记载。当时，川剧《钓鱼城》不但在合川连演37天，天天观众爆满，还到南充、永川、武胜等地巡演，观众好评如潮。作为剧团保留剧目，1960年3月，《钓鱼城》在四川省军区礼堂演出，轰动一时。那个时期正是父亲作为专业编剧创作的高峰期，由他创作、改编的大幕戏，上演的就有7个。
命运跌宕，对生活充满激情的父亲，生命却最终定格在了第43个年头，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而今在百度上搜索，只有他的那篇《像爆炸了的陪都，几天来充满狂热》通讯，还被很多老一辈，作为重庆人对欢庆抗战胜利的美好回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