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脉 成语之都丨甘丹子:赵国历史的一袭背影
转自:邯郸新闻网
甘丹子:赵国历史的一袭背影
人类应该敬畏生命里的一切现象,包括不会言语的古物。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对于古物的收藏一直怀有敬畏之心,尤其是遇到与邯郸有关的,如铜镜、玺印、货币等,在情感上更觉亲近,每每爱不释手,彷佛是偶遇知己或故人。承蒙复旦大学古文字专家施谢捷教授的厚爱,他将一枚战国时期有关邯郸的青铜古印推荐于我,着实让我意外欣喜,并令我对古赵历史有了种种神往。
这枚古印就是“甘丹子”印。“甘丹”二字出现在古玺印上,这是目前唯一的文献。在此之前,我们在兵器上见到过“甘丹上”铭文,在布币上见到过“甘丹”铭文。“甘丹子”印的发现,弥补了“甘丹”在古玺印上的文献空白,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我将此印收录于《缘闲堂古玺印辑存》一书,并视作古玺印收藏“邯郸”系列中的首枚珍宝。
一
“甘丹子”印,铜质,鼻钮,战国私印,“甘丹”为复姓,读作hándān,即“邯郸”二字;“子”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称谓;其文字、钮式、“姓+子”印式均符合战国晋系玺印的风格。据传此印发现于河南漯河。
漯河与邯郸,南北相照,相隔四百公里。这枚古印缘何流于漯河,它与邯郸又有怎样的瓜葛?种种疑虑,让我产生了探究这枚古印历史的强烈愿望。
史料记载,“甘丹”最早是以地名出现的,后又作姓氏。
“最早”是多早?
文史千载,若秋风过江,波澜起浪。邯郸从小小方国成长为历史古都,在中华文明史的演进中,承传启合,占有着一席之地。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漳河作为其支流,孕育了商代邯郸的辉煌。
商汤建立商朝最早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其后三百年间迁了五次都城。到了公元前1320年,商王朝的第20位国王盘庚统治了中原,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即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洹水之畔的小屯村,此后商王朝273年未再迁徙。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了商王朝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后来盘庚的后人武丁勤俭治国,殷都中兴,商业、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繁荣昌盛;对外则依靠雄厚的国力,发动了60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商王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扩张。邯郸市管辖的磁县,当时就是商王朝的“北大门”,距离安阳仅40公里。
1974年7月,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磁县下七垣村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23座商墓、6座战国墓。在这里商代文化层中,有先商、早商、中商、晚商各个时期的遗存,内涵极为丰富,尤其是在一座晚商贵族墓中还发现了带铭文“受”和“启”的青铜器,铭文是贵族的名号、封号或氏族的徽记,表明此地即商代贵族“受”氏和“启”氏两个氏族的聚集地。下七垣村与河南安阳仅一河之隔,“受”与“启”一定是商王最亲近的一族。
无独有偶,1975年邯郸考古工作者在距离安阳约100公里的武安市赵窑村又发现了与下七垣遗址相同性质的商王之墓,出土二三百件文物,其中11件青铜制品,其精美程度可与下七垣青铜器相媲美。
近二十年间,考古工作者还在距离安阳60公里的峰峰矿区北羊台村遗址、邯郸飞机场扩建工地等处,先后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存。
……
经过多年的发掘论证,邯郸商代的遗存多达200余处。专家论证,下七垣村、赵窑村、北羊台村、飞机场等这些遗存,属同一个文化类型,即先商文化漳河型。它们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先商源于漳河流域之说成为共识,这意味着邯郸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商朝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二是厘清了邯郸崛起的确切年代,即在商代中晚期,邯郸已有了城市的模样。郝良真、孙继民先生在《论早期邯郸城的兴起》一书中也说:“这个时期的邯郸聚落或邯郸城邑,应该是文献上所见最早的邯郸城”。
那么,这个模样是不是就是历史上的“甘丹”城呢?
二
邯郸地名最早的写法有说出现在商代,作“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4条有关“甘”的地名记载,其中有“王往出于甘”“癸丑,丁自甘来”“庚戌卜,內:酒十牢于甘”等12条确定为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郑杰祥研究员著《商代地理概论》认为,“古邯郸城应当就是卜辞中的‘甘’地”。如果“甘”的地望依郑杰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论证并确定在邯郸,邯郸的城市史可以推到商代武丁时期,距今约有3250年的时间。
再有是,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殷本纪》在帝纣“益广沙丘苑台”条下注曰:“《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离宫别馆”是纣王的行宫之地,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能够作为“离宫别馆”,说明应是较大的居民聚落或城邑。殷纣王广建“离宫别馆”大约是在公元前1076年至前1046年之间。若照此推算,邯郸的城邑距今约有3100年的历史。
通过邯郸周边大量的考古发掘,郝良真、乔登云、张沅等专家共同认为,晚商时期,从漳河流向邯郸市区的涧水(古书为拘水)沿岸,由源头的河口经中部的南城、北城、台城,直到末端的涧沟一线,可能是商王京畿之地中较为繁华的城邑地带,商末的邯郸城,很可能就在涧沟,即现在的复兴区彭家寨西、林村北的涧沟村一带,其时间确定在距今3050年——3200年之间。
目前“甘丹”二字出现最早的考古资料是货币。铸币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应用的,当时的货币多铸有地名。《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收录有春秋时期的“甘丹”空首布币,这个时期布币的特征为空首、平肩、弧足;面文“甘丹”,表示邯郸的铸币。由此可以推定,“甘丹”为邯郸最初的写法。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确切有“甘丹”之名。
现代邯郸,的确是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
三
邯郸作为姓氏出现,是在春秋后期。
这个时期,王纲解纽,霸权迭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谁的力量强大,便就能生存下来。
众所周知,晋国曾经作为霸主辉煌于历史的舞台。赵氏伴随晋国的成长历程,是赵国建立的前奏。
向历史刨根问底,追寻西周赵氏祖先造父的故事,便能顺藤摸瓜,找到邯郸姓氏的源头。
造父,一位以善御著称的人,跟随周穆王一同出现在历史的镜头里。周穆王喜欢骏马,造父便精心挑选了八匹骏马,名字也好听,盗骊、骅骝、绿耳等,献给了周穆王。《史记·赵世家》记载,造父亲自为周穆王驾车“西巡狩,见西王母”,饮酒唱和,尽情欢娱,穆王“乐之忘归”。此时,淮水流域的诸侯徐偃王,见周穆王西狩不归,朝纲松懈,趁机叛乱。周穆王得知消息,立即登舆回朝。造父驭八匹骏马,日驰千里,神速回到都城。周穆王率军攻破徐偃王,平息了叛乱,并因此嘉奖造父,将“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这位优秀的司机兼导游。造父在赵城获得了永久的居住权。“以邑为氏”,从此造父的氏族改称赵氏。
赵氏历尽艰辛,依附晋国像藤蔓一路攀爬,春秋初期,造父的七世孙叔带,去周入晋而事晋文侯,自此晋国赵氏家族开始建立,最终以异姓大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出现有两个人,一个叫赵夙,一个叫赵衰,亲哥俩。《史记·赵世家》载,公元前661年,叔带的五世孙赵夙因功勋卓著,受赐封邑“耿”(今山西运城河津市东南),这是赵氏在晋国首次获得赐邑,是赵氏在晋发迹之始,赵氏自此真正在晋国“立家”。到了公元前636年,赵衰追随公子重耳出亡19年后,辅佐重耳回国,继任晋国国君,赵衰因此得赐“原”邑(今河南济源西北),这是赵氏家族在晋国拥有的第二块封地。
赵衰在位期间,勤勉效忠、尽职尽责、公正谦让。赵衰死后,其子赵盾借势接班,起点高、权位重,不久位至正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晋国朝堂仅次于国君晋襄公的卿士,并首开卿权与君权之间较量的局面,抑制君权,专擅国政。
赵夙的孙子赵穿,从小被家里送到赵衰身边,跟着叔叔赵盾长大。公元前621年,赵穿弱冠成人,晋宗室为了进一步拉拢赵氏家族,赵氏为了维护家族的政治利益,君臣之间用联姻的方式,亲上加亲,巩固相互关系,于是赵穿娶晋襄公女儿为妻,成为“晋君之婿”,并受赐邯郸为食邑。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曰:“邯郸氏:嬴姓。晋赵盾从父昆弟子曰赵穿,食邑邯郸,因以为氏。”自此有了邯郸氏。“邯郸”二字今天的写法是后来才出现的,赵穿时代写作“甘丹”。
邯郸作为姓氏记载最早的时间,见于《国语·鲁语下》:公元前551年,“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使叔孙豹悉帅敝赋,踦跂毕行,无有处人,以从军吏,次于雍渝,与邯郸胜击齐之左。”邯郸胜即赵胜,赵穿的孙子,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因世袭封邑邯郸,故以“邯郸”为氏,称邯郸胜。
邯郸胜之子为邯郸午,《左传》载:公元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这一年,赵氏与邯郸氏之间产生了家族内讧,赵鞅捕杀了邯郸午,由此引发了卿族内战,历时8年,最终赵鞅占据邯郸,公元前490年,邯郸午之子赵稷出逃,未能继续食邑邯郸。从赵穿首任晋国邯郸大夫,经赵旃、赵胜至赵午,四代沿袭邯郸大夫。
“甘丹子”印出现在漯河,或许是某位邯郸氏人任职时的信物,也或许是他在战争中的遗失,这仅是一种猜测。
但“甘丹子”印是艺术长廊中不可多得的一枚古印。自战国至秦汉魏晋的古玺印中,目前所见以邯郸为氏的,约有50余枚,“甘丹子”印是年代最早的一枚。
玺印忠诚,它最应是历史的信物,邯郸的信物。
三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眸,依旧深情无比。邯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厚厚的一本书,在时间的封面上,它散发着淡淡的历史芳华。
乃至,当你看到一枚“甘丹”古印时,会一眼看出,这就是古赵的背影,故乡的模样。
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