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每经记者宋美璐 每经编辑杨夏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7月成为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而且可能打破了至少12万年以来的气温最高点！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将进入‘沸腾’时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对整个地球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近年来，高温热浪、低温寒潮、极端降水与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数据显示，全球变暖趋势仍将持续，灾害已经无法避免，极端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加剧，如何更好地做出预警？如何做到人人享有预警？如何建立公众风险意识？
日前，由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以下简称清华卫健学院）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气候变化与健康交叉学科论坛”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接待厅顺利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加强早期预警系统建设，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来自国家疾控局、生态环境部、清华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兰州大学、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技部21世纪中心等单位的相关领导与专家出席了本届论坛。
气候变化潜在风险仍在不断累积
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协议接受了2℃温升阈值作为长期目标。而在6年后，也就是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中，指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并为把温升控制在1.5℃而努力。
研究表明，即使是1.5℃温升也会对人民的生活以及自然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频发，当温升阈值超过2℃，不仅以上情况会加剧，甚至会导致部分小岛国被完全淹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最新的研究与国际报告都在不断指出，实现1.5℃目标已经逐渐变得不可能。
人类活动正在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包括热浪、强降水和干旱在内的极端气候事件变得更为频繁。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当前经历的气候变化，未来随着气候变暖将加强。
生态环境部副司长蒋兆理阐述了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除直接造成脆弱人群事故重伤以外，还会通过影响生物的数量与时空分布，污染水源和环境等间接方式导致登革热和细菌性痢疾等传染病的发生，影响心脑血管、呼吸和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造成额外的发病和死亡。此外气候变化还会损害神经系统，甚至引发内源性精神障碍，带来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困扰。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则以1931年江淮水灾为例，讲述了极端事件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江淮水灾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仅淹死人数就有14万人，包含病死、饿死的总死亡人数为422499例，考虑到漏报的估计总死亡数有200万人。但受灾人口据不同说法在2500万至6000万人之间不等。
尽管被列为历史上最致命的洪水，其总降水量并非过去百年（1901年-2010年）最强，比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还少很多，史料记载，当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和救灾措施都不足以应对这次水灾，导致多数灾民死于灾后的饥荒和疫病。
“无论如何加大减排的力度，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经呈现，潜在的气候风险仍在不断的累积，甚至在全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后的相当时间内，这种不利影响仍将继续存在，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是当前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蒋兆理说。
早期预警减轻损失“2027年实现人人享有预警”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国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的国家战略。减缓是指通过能源、工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较长时间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速率。适应是指通过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采取切实有效的调整适应行动，降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减缓和适应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预警是一种经过验证、行之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双指出，“早期预警是减轻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为加强全球预警系统建设，2022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UNFCCCCOP27）发布全民早期预警行动计划（EarlyWarningsforAllExecutiveActionPlan），提出通过联合国及全球相关150多个组织的行动，实现“在未来五年（2023—2027）内，向地球上所有人提供预警，以抵御日益极端和危险的天气。”
全民早期预警行动计划五年内投入31亿美元，目标投资将用于推进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四大关键支柱，分别是，灾害风险认知和管理（3.74亿美元）、危害检测、观测、监测、分析和预测（11.8亿美元）、传播和传达警告（5.5亿美元）、备灾和响应能力（10亿美元）。
中国在2015年5月18日成立了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目前预警覆盖率达97.7%，要在2027年实现人人享有预警（100%）。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陆波对四个支柱分别进行了更详尽的讲解。
比如在灾害风险认知和管理方面，未来考虑高温变化之外，还要考虑人群群体的脆弱性变化。科学系统地评估疾病、人体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关系。
此外，危害检测、观测、监测、分析和预测方面，陆波强调要做好以人为本的早期预警，他举例，“如果只是报道一个35度以上的预警很简单，但是不同地方的脆弱性不同，面对同样的温度，健康响应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建立这种预警，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设计。”
而最容易忽略的是传播和传达警告，即如何让信息到达它应该到达的地方。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詹承豫介绍了其在参与河南郑州720调查评估时候的观察。河南郑州两天发布5次红色预警，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避免严重伤亡。“这说明我们的预警跟我们的响应实际上是脱节的。实际上我们红色预警到第五次的时候，风险累积是在逐渐增加的。但是从公众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一样的红色预警。预警之后的响应也是相反的，前期的预警发现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遇到后期的预警就出现了“狼来了”这种心理现象，觉得没有问题了。”
另外，詹承豫指出预警之后的风险沟通、风险意识建立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地方已经发布红色预警了，排洪的时候河边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当地基层官员会派人守在河边，让老百姓不要去河边，但通常是巡查的一走，老百姓立刻会回去。”
在备灾和响应方面需要两个合作，一个是跨部门合作，比如关于洪水的预警，需要水文水利系统对内涝风险有效评估。另一个是跨区域合作，“比如在今夏的京津冀暴雨中，需要考虑如何跨区联动应对洪涝”，詹承豫说。
气候变化备灾和响应需要科技支撑
多位专家在报告中提到科技支撑以及学科交叉的重要性。
兰州大学黄建平院士称，要将数学建模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传染病预测系统中，通过多学科交叉的形式，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提供了新的思路。
“除了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建立，科技也是气候变化备灾和响应的一个重要支撑。”陆波说，比如，研发综合的、用户友好的流行病学监控、模拟和预报工具（评估和预测不同等级极端事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例如热浪与空气污染的耦合影响，气候变化对一体化健康人畜共患病的影响）研发更好的早期预警、响应和决策支撑模型等。
科技部21世纪中心研究员王顺兵围绕科技支撑方面做了更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我国早期预警系统缺乏联动机制和针对性。
应对这种不足，王顺兵认为，首先要加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系统化研究。结合人口老龄化现状和趋势，结合敏感人群，全链条统筹开展气候敏感疾病普查和实时监测、气候变化健康影响和风险评估、“预警-决策-响应”适应措施研发的科学研究。其次，是要加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监测预警技术与装备研发。同时，还要加强“同一健康”相关研究。“‘同一健康’的思路能积极推进人类、动物和环境三方面知识的交叉和整合，促进三方面跨学科交流和合作，最终实现人、动物和环境的最佳健康”。
此外，还要加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积极鼓励公共卫生、气象、环境、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人才，针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人群健康影响与风险评估及应对策略等重要的科学问题，进行科技攻关。
（文中图片均为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