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二里头文化是不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的“临门一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郭纯】
夏文化考古研究又传来重大进展。
近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坐落于现河南南阳的八里桥遗址，形成于夏文化开始向外扩张的关键时期，所在地理位置是连接中原腹地和江汉平原的关键咽喉，其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填补了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研究的空白。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八里桥遗址发掘负责人王豪称，“一方面，该遗址用于对南方的控制，保障二里头王都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南方铜矿、绿松石和朱砂等矿产资源进入王都地区的重要安全保障，是二里头王都资源转运与控制的重要枢纽。”该遗址作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南渐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性中心聚落，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线索。
这些年来，围绕夏朝、夏商周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夏朝”、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关系等争议，从学术界往大众舆论层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众对中国历史与考古的认知，但伴随的争论也日益上升。
这是八里桥遗址发掘现场（9月11日摄，无人机照片）。八里桥遗址位于南阳盆地东北隅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现存面积135万平方米，是豫南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二里头文化聚落。2022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该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工作，目前已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新华社记者袁月明摄
2019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时期。
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我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多个“最早”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华文明是否在这里告别史前的孩提时代，走向自己的成人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入口处的考古遗址公园里，同济大学李立教授的设计团队用一道道夯土围出一大块方格状的黄土广场来，这种“土道”一是为了纪念这里曾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干道，更重要的是强调“夯土”是这里的先民最先进的建造技术，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典型的“文化基因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博物馆本身也应用了大量的夯土元素，其夯土墙超过40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现代生土单体建筑。
生土，是以原状土为原料，不经过任何化学改性，依靠简单的机械加工就可以使用的建筑原料。从原始时代起，生土就和木材一起成为史前人类建筑房屋使用的材料。
在黄河流域，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穴居坑壁用于防潮的草泥抹面，仰韶文化半穴居到地上建筑过渡中草筋泥防水屋面和承重木骨泥墙，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先民们利用版筑技术，建起了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展现了人群的阶级分化和物质财富的高度积累。正如“国”字中包含了“土”字，“国”字的最初含义——城邑，也是经过以土为材，就此成形。
从晋东南的陶寺、到嵩山周边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砦、禹州瓦店、十几座城池构成了中原大地上群雄竞起，逐鹿争夺之势。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只是作为“氏族共同体”存在，但这黄土构建的“聚落”赫然有了“城市国家”的雏形：陶寺文化环绕着一圈夯土城墙，城内面积可达28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7公里，并已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其南北均有直线距离不超过几十公里，面积可达100-200平方米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址保存基本完好，有三面城墙被完整保存下来，遗址地表比现在的地表高16米，南北两墙的中点西部有两个相对的缺口，城中部略偏东北，有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都有回廊，总面积应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规模已达300余平方米。
规模较大的环状城墙和环壕；剩余产品的集中，非血缘关系的聚居，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些“城市”遗址的特征都表明了在龙山时代晚期，中原的一些聚落群在“城市”的规模和功能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那它们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国家”呢？答案模棱两可：也许是，也许不是。学者们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答复。
在众说纷纭中，英国的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对此的答复是比较典型的，他曾在某次演讲的交流中表示，要是在中南美洲考古学者的眼里，龙山文化的这些共同体当然可以算得上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可能就这么大或还不如这些大；可是在那些研究埃及或两河流域的同行眼里，是不是得更大更复杂一点的算得上是“国家”或“文明”？
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中国文明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著名的夏商周考古学家邹衡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认为“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这样来看的话，龙山文化虽然没有得以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但已经在文明的入口徘徊许久了。
在陶寺遗址中被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出土了社会上层专用的三种礼器——龙盘、鼍鼓和特罄，虽然它们还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但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经过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另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已经使用利用“复合范”来制造的红铜铃，说明该地区的人群已经掌握了复合范的铸造技术，为之后成套的青铜礼器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在时代上稍晚于陶寺的王城岗遗址，曾出土了一片青铜残片，考古学家从形状上判断，认为其应是炊器铜鬶的一部分，继而认定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
之后，在新砦遗址，专家又有了新的发现——一件形似镰刀的铜片，可能是盉类酒器的流部残片。这说明当时人们也开始用复合范法制造像酒器这样的礼器。中国青铜时代迎来了曙光时刻。
陶寺龙盘
鼍鼓以及复原
石磬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达成了两大文明“要素”——都城建设和青铜器的制作，陶寺、王城岗、新砦这些龙山时代的聚落并没有再往前跨一步，在繁荣了若干年之后，它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败和停滞。处于关键时刻的中国历史还在等待一个跳跃性的节点，进入文明的“临门一脚”。
在距今3780年左右，有大量的人口涌入了今天河南洛阳市偃师一个叫“二里头”这个地方，这里地处嵩山西北麓的洛阳盆地之中，背靠邙山，目前正好坐落在伊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夹滩”上。
但在数千年前，古洛河还未经人工改道之前，二里头还是一处位于古伊河与古洛河北岸的高地半岛。这些人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下来，在短时间内就急剧膨胀成了一个超大型聚落。与此地原生的小聚落不同，这些人将“二里头”建设成了一个超大的“都邑”，“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接续和整合了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的文化遗产”。
从1959年至今，二里头遗址已经经历了60余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共分为四期，前后历时二百余年。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680年，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心址区，面积逾100万平方米。现已发现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等规格较高的器物，还发现有刻划符号。因其位于遗址的最下层，故破坏较为严重。
二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680——前1610年，基本分布在遗址已发掘的各个区域，文化堆积丰厚。考古学家在遗址的中部、东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3号、5号基址是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最早实例。
3号基址内有排列成组的中型墓葬，出土有青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工艺品等大量随葬品：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就出土于3号基址的VT15M3高等级墓葬。在东、西并列的3号、5号两座大型建筑间的通道下埋设有木结构排水暗渠。在5号基址南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基址群以外是纵横交错的大路。进入此期，宫殿区以南兴建了铸铜作坊，标志着二里头遗址在第二期进入青铜时代。大型宫殿建筑、道路干线、铸铜作坊——这些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在这时已进入了全面兴盛阶段。
三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610——前1560，宫殿区、铸铜作坊和道路网络等重要文化遗存，不但都继续保持着二期以来的繁荣，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一是在宫殿周围出现了规则整齐的夯土城墙，加强了防御功能；二是废弃了3号建筑，并在其基址上兴建2号、4号大型建筑；三是除宫城内出现2号、4号大型建筑外，在其西南方出现了1号、7号、8号大型建筑，形成了以1号宫殿和2号宫殿为中心的两个大型建筑群落；四是宫城内水井、窖穴等生活设施骤然减少，而宫城外其他区域的这类设施明显增多，这说明宫城内的政治功能更加鲜明。
另外在与宫城相对的“工城”，即手工作坊区，出现了一处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作坊，专门生产贵族墓中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和其他绿松石饰品。
四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60——前1520，此期仍保持着三期的规模，在遗址的中心地区分布密集，周边地区略显减少。宫殿区内三期的建筑和设施不但仍继续使用，未见破坏迹象，而且新增了6号大型建筑基址和南部的一道夯土墙。专门服务于贵族的青铜器作坊和绿松石作坊也一直使用至此期。
这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数量及质量都超过前期，不仅有盉、斝、鼎等青铜容器，还有多孔玉刀、戈、璧戚等大型玉礼器，形体硕大、制作精美的陶器也多有发现。青铜兵器戈和戚始见于此期，个别中型墓葬和青铜容器下限可能已至二里岗下层商文化早段。
显然，这些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二里头对中华文明的奠基意义毋庸置疑，但二里头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文字的痕迹，这让它很难同中国历史文献的国族或王朝名号对号入座。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还是商王朝前期某座城池？各路专家和学者各执一词，尚存异议。
二里头“商都说”原是最早提出来的。自1959年，徐旭生开始主持二里头的挖掘工作以来，他和夏鼐先生就认为这里可能是“商王成汤所建的都城西亳”。但在发掘过程中，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早于商代的遗存，因此，又在“商都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兼跨夏商说”：这种主张或认为二里头的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或一期属于夏，二、三、四期属于商，或一、二、三期属于夏，四期属于商。
上世纪70至80年代，经碳十四检测技术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900—1500年，积年400年与传统文献所载的夏朝471年相差不大。于是，上文提到的邹衡先生在登封夏文化研讨会上提出“郑亳说”，认为1950年发现的郑州商城是汤亳，二里头四期均为夏文化。这种说法因为有当时最新技术的支持，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二里头夏都说”的影响力逐渐变广，甚至被人认作是“共识”。
但在2005年，张雪莲、仇士华等学者在偃师召开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文化的下限为公元前1520年，由于上限被推迟，积年被压缩，且“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商的分期暂定于公元前1600年，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是否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还能是夏文化吗？”于是，从新的测年数据出发，以许宏为代表的学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二里头商都说”或“兼跨夏商说”的论证。
1945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弗兰克·利比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这对考古学来说，可谓是跨时代的发明。但是单纯的碳十四检测显示的年代并没有任何具体意义，必须经校正曲线转化为日历年份后才可用于考古学研究。
这因为在上世60年代，人们发现已知的树木年轮与碳十四检定的年份并不相符，进而发现地球大气中的碳十四元素含量并不稳定，每一个碳十四都需要经过校正，因此校正曲线的精确度变得至关重要。
校正曲线是一系列有确定年代的信息和碳十四元素（浓度）的样品经过特定的统计算法拟合而成，通常会被标注为“拟合后日历年代”“拟合年代”“拟合结果”等等，通过严格的样品筛选、实验分析和校正曲线的进一步完善，甚至建模分析等方式，碳十四测定的精确度可以达到二十至三十年，甚至某个具体年份。
事实上，目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具体时代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其碳十四检测存在多个“拟合结果”。碳十四测年专家曾拟合过两次二里头第一期的样本测年数据，但这两次拟合的结果是不同的。一次是把它与二里头遗址2005—2006年测定的属于二里头第一、二期之交及二里头第二期的一些数据，同把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5—公元前1840年。
另一次是把新砦遗址的龙山晚期和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样本测年数据被拟合为公元前1735—公元前1705年。如果接受第一种拟合结果，再将夏商分期推前至公元前1532年，那二里头四期可全部纳入夏文化范围；而如果采纳第二种拟合结果，仍以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的分界点，那二里头的三、四期就应属商文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除了考古学上时代的测定外，历史纪年的推定又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障碍。
当然，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的矛盾之处也绝不止年代测定一端。从测年来看，我们很难说二里头完全属于夏代，但二里头四期墓葬中出现的青铜器和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第三期，且此时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然有大型的建筑破土动工，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仍被启用且处于发展之中，这显然与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不符，该如何解释进入商代后，二里头依旧兴盛呢？
如果接受二里头完全是“夏都”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在二里头四期的铸铜作坊中已经出现了二里岗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容器；以及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近旁的偃师商都已然崛起，但二里头却没有丝毫遭受兵祸的痕迹，这也与我们传统上改朝换代的印象也完全不符。
当然，这些疑问并不是要否定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关系。我们还在期待新的考古资料和更精确的测定方法的出现，对二里头遗址的探索还远未到可以画上句号的时刻。
另外，换个思路，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二期那座出土了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墓葬，其主人可能是倗氏族长，那二里头会不会是夏朝一支重要势力所在之地？二里头地处伊洛之地，它与传说中的“洛伯”和“有洛氏”会不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最终的谜底被揭晓前，这些可能性也都不能轻易地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