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排序：宋代的国家与社会
N阿桂
1986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的“宋朝经世思想与行动学术研讨会”，海外著名宋史研究专家群贤毕至，在政治史、制度史与思想史交汇的层面，讨论宋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所做的努力。这次会议影响了海外宋史研究范式的转移，也产生了一本关于宋代治国方略的学术论文集，这就是九州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为世界排序：宋代的国家与社会》。
宋朝是一个面临复杂挑战的朝代，其人口和私营经济超过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对其虎视眈眈。宋代的知识精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思考和争论——如何指责或者规划社会变革，如何想象或者创造制度，如何看待社会活动和机构在社会中的地位？
编者谢康伦（ConradSchirokauer，1929-2018），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儒家尤其是朱熹思想研究；韩明士（RobertP.Hyme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中古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网络、家庭与亲属关系。今予以选摘：
……宋朝在采矿、冶金、军备和航海技术方面的早熟发展，部分原因是为了抵御草原上能征善战的骑兵，而宋朝对政权间贸易异常积极的推动，则是为了提供急需的收入和诸如马匹等重要的外来商品。后来的王朝免于竞争压力，却也为这种相对自由付出了代价：随着14世纪中叶元朝的崩溃，草原不再对中原王朝构成可怕的威胁——正如伊懋可（MarkElvin）对整个明清时代的看法，以及魏斐德对清政府的看法——缺乏强大的外部竞争者，古代中国最后两个王朝养成了自给自足和孤立主义的意识，导致了政治停滞和技术裹足不前。
……我们先打个比方：司马光之于王安石，就像陈亮之于朱熹，董煟之于黄震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总的来说，宋朝的政治争论反复围绕着两极之间的对立展开，以不同形式出现：一方面是旨在改造整个社会的道德改良主义，并设想可以把重大的制度创新作为这样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官僚精英主义，其主要目的是在国家内部重新建立适当的关系和行为方式，它认为国家的任务是在整个社会中平衡各方利益，有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利用各方利益，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愿意接受社会现状的。
……我们可以说，北宋人和南宋人关于国家地位的观念差异极大……北宋的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们认定，或者说认为，政府，尤其是朝廷，可以让天下重新变好，或者至少能让天下变得更美好。他们在朝廷能够做多少、如何做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认为，改善天下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来自政治中心的行动，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南宋人对中央政治和制度的看法远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雄心勃勃，正如万志英（RichardvonGlahn）和包弼德在本书中特别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来说，以国家为中心的“实干”（activism）想法的改变，意味着从对政治和制度采取行动的努力，转变为致力于提升自我修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宋学”在后世才广为人知，并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但对其他人来说，“内转”（inwardturn），反而在社会责任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带来了新的哲学和道德深度。我们认为，对其中许多人来说，脱离政治中心意味着对新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政治或社会行动的关注；而其他人，首先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的制度和行为，尽管如此，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上，显示出不太重视北宋人对之持乐观态度的中央集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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