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推进互联网“拆墙”工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高墙四起、相互屏蔽的互联网行业，自2021年年中迎来开放互通的新使命，2021年7月，工信部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屏蔽网址链接是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

此后，互联网企业间的“拆墙”工作纷纷启动：社交App聊天框能打开电商购物链接；第三方支付和银联系统打通；生活服务平台与短视频平台宣布打通；十余家不同领域的互联网企业宣布开启流量、技术、服务生态等层面的互联互通深度合作……

看上去，在国家的积极引导指导下，整个互联网行业正朝着一个开放共赢的时代再进一步。

国家为什么要推动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难点在哪里？深层次的互联互通又该如何构建？围绕上述问题，《财经国家周刊》采访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

最大难点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财经国家周刊》：为引导形成开放互通、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国家主管部门去年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在你看来，互联网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方兴东：这是中国1994年接入全球互联网以来，主管部门第一次全面针对互联网领域互联互通展开监管行动。沉疴已久的中国互联网互联互通问题，涉及10亿网民的切身利益，触及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和健康状况，甚至在过去十年定义了中国互联网的特色和基本格局。

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各种不正常现象，事实上为中国互联网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数据垄断、封禁、站队、阵营、用户锁定等很多违背互联网规范和互联网精神的行为大行其道，扭曲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环境。

随着反垄断的深入，这一问题终于破冰。互联网平台之间无选择、无歧视、无差别、无条件的开放与互联，本来就应该是互联网业界的常态。但是，随着超级平台的崛起和资本无序扩张的加剧，行业生态逐渐跑偏。可以说，互联互通问题能否根治，是这一轮中国反垄断浪潮效果的一块试金石。

互联网互联互通，一方面是回归互联网的本质，是重塑互联网精神；另一方面更是激活互联网产业竞争和创新活力，驱动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信息、沟通、商业、传播、文化等各层面联结与活力的关键，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和创新驱动力。

互联互通的本质在于通过互联网发展如何最大程度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在2021年出手整治，既是呼应了互联网平台治理浪潮，也是着眼整体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需要。

《财经国家周刊》：2021年以来，互联网企业纷纷“拆墙”，从你的观察来看，最新进程如何？

方兴东：2021年互联互通整治行动值得高度肯定，当然，可以看到，实际成效显然有待提升。有互联网巨头采取了“软抵抗”的策略，也就是表态很好，但是行动很少，或者节奏很慢，拖延为主。

无论是即时通讯链接屏蔽、还是无正当理由滥用Robots协议设置搜索引擎抓取的“围墙”等，这些直白、简单、粗暴地影响互联互通的现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更不用说API和数据层面更深入的互联互通。

因此，要深刻认识到互联互通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手段，更需要更强大的社会动员，策动互联互通相关利益方，尤其是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学术界、媒体界和法律界等更深度参与进来。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互联网互联互通工作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方兴东：首先是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治理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这个难点部分来源于互联互通问题长期缺乏学术层面的系统研究，在学理基础层面缺乏完善的知识体系性，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问题既不同于传统电信领域的互联互通，更有别于依靠所有制、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为逻辑的传统经济领域问题。

互联网领域的互联互通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演进的内在价值观和长期技术社群的默认共识，这些规范在商业化浪潮中很容易被突破、被摧毁。

其次，中国缺乏早期互联网发展的深度参与，对于互联网确立的价值观和规范缺乏历史传统和基础，而中国互联网公司没有真正深度参与全球化，所以，在互联网精神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

最后，中国互联网产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和第三方组织，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号召力，产业影响力和规范制约能力不够，使得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一些互联网巨头，既缺乏自身内在的基本自律机制，也缺乏外部的行业自律和共律机制。

因此，目前期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依靠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体系。

用好反垄断法，形成良性互动和协同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接下来互联互通工作的开展有哪些建议？

方兴东：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多方治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领域，肯定不是单一部门能够解决的，因此更需要相关部门来牵头、引领和协调，更大范围调动学术界、法律界、媒体界、产业界和政府更多部门的参与，发挥不同的作用。

基础理论很容易被忽视，应该以全球视野，站在全球学术共同体和全球互联网发展层面，形成系统性、体系性的互联互通各层面的理论成果，为政策和法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当下全球平台治理浪潮的背景下，政策和法律处于快马加鞭“补课”的节奏中，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杀手锏”的政策和法律举措，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一方面应该将互联互通列入互联网反垄断的重要内容（这一次反垄断法修订中能够实质性体现），借助反垄断的处罚力度形成威慑力。

另外，在新的平台治理法律体系中，互联互通要始终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得以具体呈现。同时，工信部需要与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协同机制，走出单打独斗的局面。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需要更加开放的企业又有哪些建议？

方兴东：互联互通问题的整治要立竿见影，可以充分借鉴反垄断的举措。当下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单点突破，聚焦最核心企业的最关键问题，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有强大威慑力的判罚案例和处置先例。

经历了2021年长期的胶着状态，2022年需要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互联互通相关的处置，力度还可以再大一点。因为互联互通问题实际的社会影响和效应远比此前一些单一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更加重大。典型案例的社会影响力和新闻效应，是互联互通快速破冰的关键所在。在系统构建互联互通的制度体系方面，我们可以走在全球前面，引领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