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称谓看许崇智与蒋介石的关系演变
转自：团结报
□ 孟鑫珂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盛行换帖结拜，政治人物之间热衷于合伙结义，即为达成获取权势或其他利益之目的而结为义兄弟，其中蒋介石与许崇智的结义便是合伙结义的典型案例。
1914年初，蒋介石与许崇智初识于日本，然许崇智、蒋介石既非同窗，又非同乡，二人交际尚浅。许崇智、蒋介石的泛泛之交实属正常，归因于二人地位的悬殊。许崇智早在福州起义后就被推举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又曾在福建组织筹划二次革命，可谓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则长期在盟兄陈其美手下做事，此时仅是国民党内一普通人物。许崇智、蒋介石真正共事是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期间，二人经历了由相识到相熟的转变。1916年2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部在青岛成立，居正为总司令，许崇智、蒋介石分别被委以东北军副总司令、参谋长。同年7月14日，二人偕同赴山东就任。由于黎元洪重开国会，居正前往北京担任国会议员，东北军由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介石成为许崇智的直接下属。东北军成分复杂，纪律较差，蒋介石在《参谋长日记》中记载：“复接济南钟蓬山致总司令来函，以本军有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等事。”而许崇智驭下无方招致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表示：“收支机关不能统一，代理总司令无权支配；整顿无术，号令不行，奈之何哉。”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许崇智的评价实在不佳。
事实上，许崇智、蒋介石二人的关系在东北军共事之前就已然变化。1916年5月，蒋介石的盟兄陈其美在上海被刺身亡。悲痛之余，为自身前途计，其不得不另寻依靠。许崇智、蒋介石二人离开东北军后，相继暂居上海，经张静江居中联络，三人于1916年9月在上海结义。张静江年纪最长，故为大哥，许崇智乃是二哥，蒋介石当作三弟。此后十年间，许崇智、蒋介石二人在军政两界恩怨参半，直至蒋介石“倒许”，取而代之。
“汝为兄”：兄弟怡怡下的结义情谊
在蒋介石日记中，“汝为（许崇智的表字）兄”是出现次数最多、年份最长的关于许崇智的称谓。许崇智、蒋介石结义后，二人有合作，也有分歧，甚至有不满。然而，此时二人结义情谊正浓，故“汝为兄”在较长时间内频频出现。
1917年7月22日，许崇智追随孙中山自上海南下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其先任大元帅府参军长，10月又兼署广州军政府陆军总长，俨然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17年9月，蒋介石亦被孙中山委以大元帅府参军。是时，护法军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为削弱西南军阀的掣肘，孙中山于1918年1月以援闽粤军的名义组织了一支直属部队。时隔两年余，许崇智和蒋介石再次共事，皆在援闽粤军中任职。不过，蒋介石在司令部，许崇智在作战部队，二人接触较为有限。其间，蒋介石唤作许崇智或是“汝为兄”，或是“许司令”。
在援闽粤军中，受叶举等人的排挤，蒋介石多次萌生辞职之意，“自就职以来，受耻思辱，为从来所未有，决辞职三次，而卒不果辞，半以时势所迫而不得辞，半以忍耐为主而不即辞也”。同时，因许崇智未接纳蒋介石之作战计划而招致失利，故使二人情谊发生嫌隙：“见许司令汝为复电，再三支吾，不遵令攻大埔与峰市命令，愤激殆甚，汝为为吾私友义交，而总司令与我固无一点私情者也，予见此，不能不为吾友羞也，故辞退之甚坚，明白事理者，尚属如此，无复何言。”足见许崇智作为“私友义交”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位置，也反映出其不能获得义兄支持的失望心境。
1918年8月初，蒋介石不顾陈炯明和许崇智的挽留，辞职而去。9月，蒋介石再度赴闽，出任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而许崇智业已升任第二军军长。不久，蒋介石对援闽粤军内部的混乱颇有微词，并多次离军出走，到1919年7月正式提出辞职，寓居鼓浪屿。在回归粤军的一年多间，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提许崇智。虽然蒋介石的几度离职，许崇智负有一定责任，但二人关系不致严重恶化。1919年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辞职居沪之际，尚有“汝为兄来谈”，足见蒋介石和许崇智仍有私交来往。
1920年4月11日，在陈炯明屡屡电邀之下，蒋介石方抵达漳州，“见总司令及汝为，仲之诸兄，晚十一时宿于许寓”。此举证明蒋许二人情谊仍浓。“见（粤军内）群小在侧，环境无改如初”，蒋介石又辞职离去。经许崇智再三相劝，蒋“决定暂不回沪，以对于汝为私人关系”，其被许崇智之真诚打动，承认“为汝为兄之情义难却”。蒋介石回归之后，旋即被委以粤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他本人对于这一委任和许崇智的力荐颇为满意。
总之，在1920年至1922年，许崇智在政治和生活上对蒋介石尤为照顾。公务之余，许崇智慷慨解囊，曾在1921年三次资助蒋介石3000元。蒋介石也回之以热情态度，凡共事之时隔几日便“访汝为兄”，许、蒋交往密切。
“许总司令”：困顿与纠结之际的无奈选择
随着许崇智政治地位的持续升迁，“许总司令”的称谓成为常态。不同于“汝为兄”与“汝兄”的私人性质，“许总司令”则颇有上下级的意味。“许总司令”的称谓有两重含义：其一，代表许崇智在粤军之地位；其二，明确定位蒋介石是许崇智的下属。同时，这一称谓也是许、蒋结义情谊趋向变质的表现。
1922年“六一六”事变后，许崇智和蒋介石的仕途出现新的转机，二人分别被任命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参谋长。由此，许崇智取代了陈炯明在粤军中的地位，蒋介石则凭永丰舰“救驾”之功，深得孙中山信任。然许、蒋的又一次共事却留下了不好的记忆，蒋介石本想“如不杀贼除叛，讨平广东，为公为私，为国为党皆不愿生还矣”，但上任伊始就“以黄大伟因改编事与许总司令冲突，劝其暂避沪”，遂离职赴沪。之后，许崇智致电蒋介石：“诸事待兄办者甚多，请即日命驾返闽。”许崇智的好言相劝，蒋介石却不为所动，反是出任大本营参谋长，脱离许崇智之指挥。更甚的是，许崇智、蒋介石矛盾持续升级。先是包括许崇智在内的各军均不听从蒋介石之军事部署；后因潮汕之失败，许崇智竟迁怒于蒋介石，蒋介石听后“殊胜骇异”，乃至认为许崇智是“应酬敷衍虚伪阴险者，非我友也”。数日间，蒋介石“心甚不快，几不愿为之谈话”。
诸般矛盾使得蒋介石极受打击，“心痛异常，刺激悔恨相继而发，世道人情不可言矣”，一时困顿至极，许崇智、蒋介石关系也因此出现难以消弭的裂痕。随后，蒋介石按照孙中山的意旨组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许崇智也主持东江战役，并于役后升任粤军总司令，成为名副其实的粤军一号人物。即便蒋介石回国之后，遂被委以筹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但许崇智的地位更趋稳固。
1924年3月，孙中山决议将粤系部队统一整编为建国粤军，许崇智无外乎是总司令之唯一人选。时许崇智提议“要让蒋幕僚长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可见许崇智对蒋介石仍抱有合作的念想。蒋介石对许崇智已丧失好感，他对许崇智言必称“总司令”。蒋介石在表象上纯然下属做派，许崇智也颇为享受。据粤军将领莫雄回忆，蒋介石与莫雄曾一同私访许崇智，“讲话时，他（蒋介石）开口不离‘报告总司令’，闭口不离‘听候总司令指示’，煞是个维恭维谨的‘可人’”。
蒋介石之“许总司令”称谓，实为麻痹许崇智。粤军将领张民达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信任，在军队内培植自己的势力”。毫无疑问，蒋介石的策略十分奏效，他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学生军，从而掌握了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一声声“总司令”背后的真实想法，“其间有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患难而不共安乐，为对事共事之方针也”，两人分手在所难免，只是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许崇智”：“倒许”之后的冷漠心态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面临重组，而后，蒋介石借助“廖案”成功“倒许”，其对义兄的称谓转变为冷漠的“许崇智”。
国民党内权力重组之时，蒋介石对许崇智的积忿已有公开化的迹象。因第一次东征潮汕善后之事，蒋介石指责许崇智道：“汝为忌刻，愤恨悲痛，百感交集，早知有此，而终不能防制，毫无戒懼之心。”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蒋介石不再隐瞒，怒斥“许汝为忌刻，俞樵峰狡猾，令人痛恨莫名”。蒋介石认为，“汝为为东洋式五十年前之英雄，实不适于今日之世界”，甚至直言“彼所措施，皆足以自杀而有余也”。许崇智与陈炯明和谈一事，蒋介石也不赞同，果然“潮、梅已为陈逆各部所占领”，蒋介石再次斥责许“妥协可乎哉？”
蒋介石任广州卫戍司令后，直接掌握广州防卫部队，许崇智亦不曾防备，他“把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看成他的力量，他就在这样无所事事”。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许崇智、蒋介石均被推举为委员。随着廖案的深入调查，诸多粤军将领如梁鸿楷、张国桢、谭启秀等皆被牵扯其中。蒋介石趁机大肆清洗粤军将领。至此，“倒许”的时机悄然成熟。蒋介石先是向汪精卫诉说“汝为兄以万五千人而占九十万至一百万之饷，使各友军衣食无着，痛苦莫名，其忍心极矣”，又声称“对汝为之事，可质鬼神而无愧色也”。后又“发汝为兄函，责其四事，与汝为兄谈电话二次”，并称许“其险狠极矣”。9月20日，许崇智向政治委员会提出辞呈，经会议讨论后，“准其赴沪养疴，而彼犹欲保其体面”。
蒋介石顺利“倒许”之际，二人关系没有完全决裂。许崇智之所以愿意辞职，在于轻信了蒋介石的承诺。据莫雄回忆，蒋介石向许崇智承诺：“公以寡断，不能整顿所部，请公暂离粤赴沪休养三个月，待所部整饬后，再请公回来主持。”蒋介石又以“部下集献”的名义送给许崇智20万元，并允诺每月拨款1万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许崇智闻讯再度活跃，以蒋介石的亲笔信为要挟，企图东山再起。7月7日，蒋介石前往许崇智处访问，然二人交谈不畅，以蒋介石痛斥许崇智“彼之虚伪无诚，令人难堪”而散。11月时，蒋介石用一句“许崇智欺诈，甚为愤慨，乃知诚伪终有一日明也”，来表明二人分道扬镳，结义情谊荡然无存。
从“汝为兄”到“许崇智”，称谓见证了蒋介石和许崇智的情感关系演变。从个性看，许崇智一身贵公子气息，染有各种恶习，是所谓的旧式人物。从政治角度看，许崇智以军事见长，在关键时候犯下政治幼稚，而蒋介石混迹于各种势力之间，最终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