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叶嘉莹的诗学体系，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差异的细微之处
据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从南开大学获悉，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于2024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100岁。
作为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叶嘉莹著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著作数十种，在学术界与大众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叶嘉莹出生于北京传统的书香世家，从小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熏陶，后又于美国、加拿大讲学，对西方文学理论亦有深入理解。
1993年起，叶嘉莹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看来，站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丰富经历，赋予了叶嘉莹解读诗词的独特视角，也启发当代人文学者立足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更好地实现中西学术与思想的对话。
采写|刘亚光
新京报：叶先生曾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可否谈谈你和她之间交流的经历？
宁稼雨：以前我担任南开大学校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的时候，曾经组织编撰过一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系列教材，当时邀请了叶先生给我们做顾问，和她有过一段比较直接的交流。叶先生当时表示这套教材和她诗教的想法、理念特别吻合，她大力支持这件事，给我们提了非常多宝贵的意见。对此，我一直非常感激。
在平日的接触中，我对叶先生最大的印象是她把学术研究和生命价值合二为一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专业学者来说，这可能是独立的两件事。我觉得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若要想一直有持续的创造力，需要把学术视为生命事业、生命过程，这可能是叶先生在做人、做学问方面给我最大的一点影响。
受访者
宁稼雨，文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著有《中国叙事文化学探微》《诸神的复活》等。
新京报：叶嘉莹先生出生在传统的中式家庭，后又赴美讲学，一直以来，她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在古典诗词方面，提出过许多融贯中西的独特见解，比如用西方的符号学看待中国诗词等。你的专业方向是中国的叙事文学研究，在中西比较方面，叶嘉莹教授的研究关怀给你怎样的启发？
宁稼雨：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叶先生对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非常熟悉，但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本土的关怀。当下我们的文学研究，很多时候会陷入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进行解释的怪圈。叶先生很强调走进诗词的语境中对意蕴进行理解。所以，她的诗词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大影响。我想，我们应该具备一个完整的学术视野，既不能故步自封，轻视甚至忽视西方的研究，也不能完全照搬。
我自己研究的是古代叙事文学，和诗词这类诗词文学的研究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叶先生的研究启发我去挖掘中国文学中独特的现象。中国叙事文学有一个很独特的形态，就是它往往难以用单一文体来概括，比如王昭君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都集合了若干种不同文体。但我们在进行学术史归纳的时候，常常会用西方的文体分类观念肢解这些作品。像《西厢记》源于元稹《莺莺传》，王实甫创作的则是戏曲，小说史和戏曲史会分别把它的不同部分截取过去，这就破坏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类型的一个完整理解。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学自身出发去研究它们的故事类型，这个问题意识是我受叶先生影响很大的。
叶先生还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差别中的细微之处。西方讲诗的时候注重分析诗歌的意象，中国谈诗歌的意象其实有一些不同，更多是一种诗的“意境”，可能更缥缈一些。西方讲意象虽然也有模糊性，但很多地方却有一定的克制性。这些细微的差别是叶先生在分析诗词的时候经常注意到的。
新京报：除了研究诗词，叶先生讲诗词的风格也经常为人称道。比如有人形容她讲诗词重在“感发”，思路也很发散。她的诗词教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宁稼雨：其实这也和中西差别有关。比较西方式的一种讲诗词的方式可能是系统性、逻辑性地进行分析。但中国人讲诗词，很多时候讲究的恰恰是发散性。从我个人感受来说，这可能和诗词的特点也有关。类比绘画，西方绘画讲焦点透视，中国绘画不是一个焦点，而是无数个散点。叶先生讲诗讲得很细，把诗词的语境掰开揉碎了让你感受，有时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无序的、散漫的，但恰恰可能是最适合理解中国诗词的方式。
新京报：关于诗词研究，叶先生提出过很多自己的创见，比如她形容中国古典词的美学是“弱德之美”，不同的学者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解读。你会怎么看这个词？
宁稼雨：我自己的感受是，叶先生说的“弱德之美”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和文化总体特征的问题。除了反求诸己，讲求自我承担，我觉得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道家思想，虽然“德”是儒家提出来的。道家讲究做人不要“满”，要时刻保持低调和反思，对事物的理解要留有分寸。
新京报：叶先生有着独特的成长经历，经历过战乱，同时接受过中西方的教育。你觉得他们这一代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和现在的学者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宁稼雨：差别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不同时代的人面对的时代条件不一样。叶先生他们老一代学者，做古典文学研究翻的可能都是线装书，用现在的话来说，信息检索的效率很低，不像现在有电脑。很难说哪种做学问的方式更好，但至少我觉得，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他们那代学者确实离古人更近，有更多的亲近感。
新京报：叶先生一直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近几年也在面向青少年讲诗词。近年来社会上好像又有一股“诗词热”，但总体上，相对于新诗，好像古典诗词还是离新一代年轻人比较远。你会怎么看叶先生曾提过的有关古典诗词在当代“再生”的问题？
宁稼雨：首先，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我觉得古典诗词就和我们的汉字一样，是重要的文化纽带。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国的汉字，本身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比如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态本身就包含意义。语言学界有人争论汉字要不要走拼音化，我想可能多数人还是会反对的。一个民族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总需要一些文化的沉淀。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对时代的发展保持开放的态度。随着文化的变迁，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古典诗词的魅力，但作为学者，我们尽力要做的是一定得让一部分人愿意去阅读和传承这些文化。这也特别强调学者的双重使命，除了做好学术研究，也应该积极地将成果传播出去，承担好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