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德福:避免“创新内卷”成为社区新型负担
在全国各地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热潮中,如何建设人民城市,成为居于其间的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长期关注中国基层治理,他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群众的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东方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中聚焦社区群众工作的实践,涉及社区治理中的老旧小区改造、绿化、停车位、高空抛物、垃圾分类、青年返乡等现实问题。
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如今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已发生关键变化,社区建设的思路和工作方式需要更加务实,识别出群众的真需求,避免“创新内卷”成为新型负担,与此相关,社区工作考核制度也应有助于服务这一变化,而不是相反。
澎湃新闻:《群众的时代》一书主要探讨了社区建设与群众工作的密切关系,在你看来,动员群众为什么难?
王德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社会发生了巨变。都市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明显,高度自我化,生存竞争日益残酷,工作生活边界渐模糊,都市人的精神倦怠与社交逃避越来越普遍,居住和生活空间中不被打扰的“休息权”就成为压倒一切的需求。同时,即使是小区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化、专业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参与门槛。主客观条件都不利于普通人关注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另一方面,社区基层组织的群众动员方式不够与时俱进。动员方式仍延续比较传统的做法,如搞居民活动、送温暖等,显得过于机械化,并不完全适应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很多社区活动和社区服务,看起来做了不少,大多只是满足了居民的个体需求,难以转化为社区公共精神。
澎湃新闻: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力量的关键是什么?
王德福:要改变群众参与越多越好的执念,接受群体分化和参与不平衡这个基本现实。日常状态下,大多数人低度参与或弱参与即可,比如按时缴纳物业费、遵守业主公共规约。这是大多数人可及的参与底线。重点是识别和动员关键群体、积极分子,他们深度参与或强参与,代表大多数人管好社区公共事务。在少数重大公共事件上,比如选举积极分子集团等,动员大多数人参与。这或许是都市社会的群众动员辩证法。
澎湃新闻:居民的工作生活好像很少跟社区居委会产生交集,那么,社区如何才能获得居民的信任呢?
王德福:我认为这方面存在一个不等式:100次社区活动产生的群众动员效果,不如解决1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要从过去上门入户嘘寒问暖的互动型信任建立方式,转变为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事件型信任建立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解决问题,并不是说社区单枪匹马直接去解决,有的需要组织群众一起,有的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形成合力。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有的小区业主积极搞小区自治,至今仍被有些地方看作“添乱”;有些地方的政府搞活动,搞小区改造,多数群众冷眼旁观。在社区工作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
王德福:小区会“出事”,业主要自治,我们要用积极和辩证的心态看待和迎接它。每一次事件,都是群众公共意识觉醒的机遇,也是社区动员和教育群众的机遇。社区治理和群众动员不怕“有事”,就怕“无事”。
政府生怕社会“出事”,其结果就是,有时候政府“做事”,群众冷眼旁观。因为这些事务与群众的实际需求有距离,也没有真正将这些事务转变成群众的责任。
比如,我们搞“创城”,小区是重点。说到底,小区环境卫生等是居民付费形成的“俱乐部产品”,小区环境状况理应由付费情况和物业管理水平决定。但是,“创城”试图抹杀这种内在差异性,于是就会出现政府亲自“下场”,整治“落后”小区的情况,居民自然乐见其成,反正他们不需要额外付费却能享受更好的环境。即使他们“摆烂”,政府也会来收拾烂摊子。
再比如,老旧小区改造问题。涉及市政管网系统和技术化专业化程度高的环节,可以标准化解决。但是,像“绿改停”(绿化改停车位)、公共设施优化等涉及空间利用的事务,还是应该让居民自己商讨决定。改与不改,改多改少,如何改,让居民去讨论、争论,甚至吵得不欢而散、无果而终,过程甚至比结果更重要,即便最后达不成共识也不要强制改造。如果一个小区达不成共识,就暂时不改,其他小区达成共识后改造成功,会形成示范效应,刺激他们重新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需要有耐心。
然而,老旧小区改造通常通过整体打包招投标的方式进行,有工期要求,限制了群众的讨论时间。招投标方式要求几个月内完成工期,无法给群众足够的讨论时间。老旧小区改造方式需要改变,要给群众动员和参与更多时间和空间。
澎湃新闻:其实这是政府服务和群众需求之间的一种错位,社区里面的需求可能没有被管理者识别出来。这种错位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这是什么原因?
王德福:主要是自下而上的需求识别和信息反馈通道不够畅通,许多“好事”只是自上而下的一厢情愿,并不是真正贯彻群众路线产生的决策。
如何改变?还是要从政府自身做起。“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与具体服务的政策措施之间,必须增加社区化的需求识别和信息反馈环节。需求的正当性、服务供给方式和效果等都应该通过社区组织群众充分讨论决定,而不是由第三方来决定。缺少中间环节,将政治伦理直接具体化为政策措施,就容易出现政府责任泛化、供给低效甚至错位等问题。
澎湃新闻:近年来,由爱好、兴趣等趣缘关系组建的社群日益兴起,你如何评价这种“趣缘性组织”对于社区建设的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有时社区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兴趣爱好组织的存在,并试图迅速将其纳入社区治理的过程,有时会适得其反。
王德福:我非常乐见于各种趣缘组织的蓬勃兴起。在我看来,趣缘社交可能是都市人最主要的社交方式,它可能不仅限于小区或社区,还可以面向整个城市。趣缘社交当然不是完美的,尤其从社会整合角度来看的话。但必须正视的是,它正在重塑中国社会传统的以血缘、地缘或者业缘联结和整合起来的基层社会形态。
趣缘社群对社区治理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识别机制,识别我们身边的积极分子。在小区内的趣缘社群中,人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可以发现某个人是否有某些专长,是否公道正派,是否有公共精神。积极分子的识别机制还有其他形式,趣缘社群不是唯一的,不过比较有效率。
但是,正如你提到的,有时候社区对趣缘组织期望过高,总想过度利用,希望建立一种互惠甚至交换关系。我觉得,社区还是持相对超越的心态比较好,不要太功利。在《治城》一书中,我曾分析过一个趣缘组织被社区“收编”后出现意外后果的案例。趣缘组织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群众性和自发性,这是根本。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城市的街道都开设了微信账号,但运营效果参差不齐。据你观察,互联网时代的社区工作需要注意哪些变化?
王德福:我同意你的评价。面向居民的基层政务公号运营效果不佳,主要在于承担了过多宣传功能,其信息价值有限,导致那些有价值的活动信息、安全提示等传播效果也不好。有些政务公号背后的运营部门还向基层摊派阅读点赞等任务,极大损害了其作为信息媒介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疫情发生后,社区普遍建立起网格群、楼栋群等各种居民微信群,但活跃度大多无法同业主自发形成的微信群相比。为什么?因为这些群大多沦为通知群,成了新型的“大喇叭”。业主群则不同,它是表达和互动的平台,是意见广场。社区工作者在管理居民群时,还普遍存在怕麻烦心理,自由发言受限,缺乏回应和互动。业主群是个嘈杂的意见广场,看起来比较乱,免不了有过激言语,但其意义正在于意见的真实自由表达。
在这个面对面互动稀缺的陌生人社区中,线上平台不能只是“大喇叭”,它更应该是线上的“街头巷尾”、“议事大厅”。诉求在这里真实表达,真理在这里愈辩愈明,社区在这里直面群众,群众在这里认识彼此。这是互联网时代社区工作者践行群众路线的好机会。
当然,线上平台也有其局限性。自由表达往往伴随着不负责任、意气之争,甚至并不利于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线下面对面互动的优势是难以被取代的。
澎湃新闻: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你把它们归为“城郊社会”,既不同于乡土社会,也不同于都市社会。人们印象中,中国郊区的景观没有城市里那么整洁洋气,城郊社会有什么主要特点?
王德福:中国的城市郊区与西方有很大差异。欧美国家的城市郊区是逆城市化的产物,中产精英从内城逃离,追求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中国的城市郊区,主要是城市化的产物。在城市近郊区,形成了一个环绕中心城区的过渡地带,其社会特点是活力强、流动性高。
城郊社会有两大社会群体。一个群体是原住民,即原来的村民,洗脚上楼。原住民的城市化通过代际传递完成:中老年一代居住在安置小区,年轻一代则多半会前往中心城区。通过家庭这个微观社会支持网络,城郊社会与中心城区的都市社会建立起紧密联结。另一个群体是刚需群体,大多是“新市民”。一部分是外来农民,另一部分是刚进入城市的年轻人。新市民群体通常流动性高,暂时在郊区落脚,积累足够经济资本后可能会迁往中心城区,实现更高质量城市化。
近年来政府开发的郊区新城略有不同,有些郊区新城以改善型居住功能为主,有些则是新兴产业为主,吸引的大多是有实力享受高质量城市化的群体,他们与中心城区也存在密切的经济社会互动。
中国的城郊社会不是阶层分化甚至社会隔离的产物,而是社会流动谱系上的一环。在这里,各类群体同样可以基于生活需求结成一种区域性生态系统。中产搬到郊区后需要生活服务,而住在郊区的外来农民和本地原住民可以提供这些服务,形成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有差异但无隔离。
澎湃新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小镇、城郊作为生活工作场所。你如何看待这一群体的发展空间和需求诉求?社区如何与他们更好对接互动?
王德福:我将这种选择称为“战术退却”和“战略进取”。在战术上,年轻人暂时从生活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大城市退却一下,但并不意味着战略上放弃了向上流动的目标。
无论是“内卷”还是“躺平”,都会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和生态。选择战术退却的年轻人回到小城市或郊区后,也会形成一种相应的秩序和生态。他们有特定的生活消费需求,市场会自发地形成面向这些需求的经济模式。这种“退却”和“进取”还是应该交由社会与市场自发去调节,有句话叫“北上广放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下灵魂”,年轻人需要试探和摸索,政府不宜直接干预,比如鼓励和引导年轻人返乡创业。小地方经济机会有限,且产业生态有局限性,盲目涌入存在很多风险。比如高度同质化的创业潮,都去开的网红奶茶店或咖啡馆,导致大多数创业失败。
至于说社区可以为这些年轻人做什么,我觉得能做的可能有限。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和社区往往见不到他们,搞就业培训或其他什么服务,不能说完全没效果,效果终究有限。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兜好底”吧,在社区层面尽量为他们增加一些趣缘社交机会,当生活出现问题得不到保障时,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澎湃新闻:社区工作队伍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你在书中记载了很多社区工作者的困惑。你对于社工人员的选拔和培养有何建议?
王德福:社区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执行者,还承担组织、教育、改造群众的功能。400多万社区工作者是党和政府在群众身边的人格化代表,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是小巷里的政治家。
社区工作者的选拔应注重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专业性方面,社区工作者需要了解法律和政策,具备一定的学历和学习能力,掌握办公技能和新技术操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这与学历、年龄关系不大,更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因此,选拔社区工作者时,应注重选拔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理想结构是“老中青结合”。资深社区工作者经验丰富,更擅长解决问题,做群众工作得心应手。年轻社区工作者是现在的招聘重点,他们专业能力相对突出,但缺乏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群众工作能力薄弱。目前,最缺乏的是中年工作者,他们的入职渠道不够顺畅。一些社区出现干部队伍断层,老的老,小的小,缺乏中间层。
中间层从哪来?我有个社区工作者群体的区分,一类是初次就业群体,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拥有学历和知识优势,但稳定性差,流失率高,许多人只是将社区工作作为职业过渡,缺乏长期职业认同自然就无法成长起来。另一类是职业转型群体,这些人通常已有家庭,多在30-40岁之间,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们到了特定年龄段,需要重新考虑职业与家庭平衡时,可能选择职业转型,其特点是职业忠诚度更高,更容易适应群众工作。我认为,职业转型群体应成为中坚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老中青结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让选拔标准更加灵活,应放宽年龄、学历等硬性门槛。打破那些阻碍职业转型群体加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制度壁垒。
我还想强调的是,要充分释放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激励优势。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待遇固然重要,但这份职业更根本的优势在于其可以提供劳动价值和意义。在劳动普遍异化、工作难以产生意义的时代,社区工作所具备的价值激励就成了稀缺品。社区工作是与千家万户打交道,是与真实生活打交道,工作与生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相互成就的,是可以直接获得来自群众和社会的价值反馈的。许多社区工作者通过与群众长期打交道,逐渐变得更为温和有耐心,甚至提高了个人修养和处理家庭生活的能力。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是现代职业群体面临的普遍挑战,社区工作这份职业却具有平衡二者关系的天然优势,关键在于释放这种优势,某种意义上,这比单纯提高物质待遇更重要。
如何释放?就是要把社区工作者从繁杂的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工作中解放出来,从绩效考核制度中解放出来,有不被考核的“无效空间”。考核指标之外的冗余,是社区工作者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福利、是社区工作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群众工作时间。须知仅靠物质激励是解决不了社区工作者独有的职业问题的。
澎湃新闻:从2021年的《治城》到今年的《群众的时代》和《中国式社区》,从研究者的角度看,你对中国社区的治理之道有哪些更深的体会?
王德福:《治城》描述的基本是2019年之前的情况,那时候到社区调研,社区工作者们也说很忙,也说资源不足,但相比现在,那时候的情况还是比较轻松的,事情没有那么多。
2020年的疫情确实是社区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各方面对社区更重视,资源投入更多,最直观的变化,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提高了。与此同时,社区工作确实更忙了,而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反而相对下降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没有带来相匹配的治理效能提升,也没有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这也正是中央正在大力推动的为基层减负所针对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其实,这些年,社区这匹“小马”确实“肥”了一些,但小马增肥的速度跟不上大车负重增加的速度。中央希望通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小马”变得更“肥”一点,让车子变轻一点。我建议,减负在精简一些形式主义任务的同时,也能优化面向社区工作的考核制度。减负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我观察到还有一个很大变化是创新内卷。这些年,政府各种创新要求和考核、各种民间机构搞的社区治理创新案例评选越来越多,然而,绝大多数创新都变成了“词”的创新、概念的创新。创新异化成了包装与策划,与实际工作“两张皮”。当创新变成话术以至词穷,当创新成果无法助益于实际工作,就变成内卷而且悬浮,成了新型负担。
相比之下,过去的创新尽管当时看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少是有实质内容的。就像我在《治城》中提到的居站分设,尽管我对其并不赞成,但不能否认创新的勇气。当然,这也与当时社区治理体系还处于成型阶段有关。现在的所谓创新,拂去五光十色的概念外壳,实质上却大同小异,也很少触及我所认为的主要矛盾。现在的社区治理越来越失去地方性和差异性,变得千人一面。我不认为这是符合社区治理规律的好事。
更大的变化是党建引领。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相融合,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重中之重,《群众的时代》讨论了很多这方面的实践探索。我认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到了转型升级阶段,第一阶段完成了组织体系和制度架构建设,下一阶段就要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也就是群众动员和组织能力。
这些年在各个城市调研,我深切感受到,居住小区的业主自治已成为基层群众自治最活跃的领域,这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更是时代机遇。这是一个需要群众行动起来共同缔造美好生活的时代。中国式社区治理之道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党的群众工作传统。社区基层组织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将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把小区管理好、维护好,建设成幸福家园。我在《中国式社区》里提出,社区将来的理想形态,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此,我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