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工作的社会价值为什么会与其经济报酬呈反比 |《毫无意义的工作》书摘
格雷伯：工作的社会价值为什么会与其经济报酬呈反比|《毫无意义的工作》书摘
文丨大卫·格雷伯
编者按：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当科技水平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但如今，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但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见得更大。2013年，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是谁在创造那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在中信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格雷伯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困扰世人的社会病灶。以下摘自该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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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我从运动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上班太忙，根本没时间长时间扎营，只能抽出时间来参加游行，甚至连游行都没时间参加，只能在网上声援的支持者）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这样的：
“我想做有用的事，我想从事一份能够带给他人好处，至少不伤害他人的工作。可是在如今运行的经济制度下，如果从事一份能给人们带来帮助的工作，那你获得的经济报酬会很少，然后会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最后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这样不公平的现实，给大家带来了深而持久的愤怒感。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就是“爱心阶级的反抗”。
与此同时，曼哈顿祖科蒂公园里的占领者也经常告诉我们，有时年轻的华尔街交易员也会过来跟他们聊上几句，说的内容大都类似：“那什么，我知道你们抗议的内容是有道理的，我对这个世界确实没做什么积极贡献，整个制度已经腐坏，而在这个腐坏中说不定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你告诉我，在纽约生活，如果赚不到6位数的薪水，怎么过？如果你有办法，我明天就辞职不干了。”
医药研究员汉尼巴尔把自己在医疗领域的经历用一个公式进行了总结：“我每份工作获得的报酬和这份工作的有用程度几乎完全成反比。”
这样就真的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再看看2013年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的那个简单思想实验就明白了：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某个群体所有人突然都消失了，那会怎样？现在我把这个虚拟场景再加强一下：如果我们某天早上醒来后发现，所有的护士、垃圾清理工或机械师都消失不见了，或者所有的公交车司机、杂货店伙计、消防员或快餐店厨师都跑去了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那么无论消失的是这些中的哪个群体，后果都将非常严重。如果小学教师突然都消失了，那大部分孩子可能会欢天喜地庆祝个一两天，但一两天过后会怎样？没了小学教师的长期后果那可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比前面提到的群体消失带来的后果更甚。
但倘若消失的是对冲基金经理群体、政治顾问群体、行销大师群体、游说人员群体、企业律师群体或者那些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人道歉“木匠又来不了了”的行政人员群体，那这个世界才不会遭到什么严重的打击呢！第四章中，芬恩对他所在的软件许可公司这样评价：“如果我周一来到公司，发现整栋楼都不见了，那么不仅这个社会对此毫不在意，我也毫不在意。”世界上肯定存在那些消失之后一切反而会更美好的办公大楼（我相信正在读此书的各位不假思索就能说出几栋）。
可就是这些人，拿到了最高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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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试图去测量各职业的总体社会价值，大部分经济学家很可能觉得这种尝试注定会白费功夫，而极少数真的做过这个尝试的，得出的结论基本确认了工作的有用性和经济回报之间确确实实是成反比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B．洛克伍德、查尔斯·G．内桑森和E．格伦·韦尔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梳理了那些探讨各类高薪职业“外部效应”（社会成本）和“溢出效应”（社会收益）的既有文献，来看看是否有可能精确计算出每种职业给整体经济带来的效益或造成的损害。他们给出的结论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和创意产业相关时），涉及的价值实在过于主观而很难计算出来，但是在其他情况中，粗略估算一下还是做得到的。根据他们的估算，在贡献值能够计算出来的工作中，社会价值最高的要属医疗研究员了，他们每拿一美元的薪水，就能够给社会带来9美元的总价值。而社会价值最低的则是金融领域从业者，他们每赚取一美元报酬，平均能给社会带来1.5美元的价值损失（而且别忘了，金融领域从业者赚的报酬那可是高得不得了）。
下面是他们的总体统计分析结果：
上述分析结果看起来完全证实了许多人对这些岗位总体价值的本能猜测。本来只是猜测，现在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感觉非常好，不过这篇论文的作者将研究聚焦在了那些收入最高的从业者身上，这就使其结论对于本书探讨的议题作用有限。中小学教师或许是上述职业中收入最低的，起码平均而言如此，而且许多研究人员的生活相当窘迫艰难，因此这里的统计结果并不违背工作有用性和经济回报之间成反比的猜测。但若是想要真正理解职业全貌，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样本。我所知的最符合我们要求并且确实使用了更大范围样本的是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采用投资社会回报分析的方法，对6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三种高薪，三种低薪）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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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要研究造成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成反比的原因，那就完全没这么简单了。我们能想到的许多常见解释都站不住脚，比如我们会说，你的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收入水平。可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收入真的就是靠教育、靠培训，那美国的高等教育圈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成千上万受过极佳训练的博士毕业生，靠辅助性的教学工作勉强维生，生活水平远低于贫困线（甚至还得靠食品券维生）。再比如，我们可能会说，收入高不高跟供需关系息息相关。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在美国，护士的收入远低于企业律师，明明今日美国的现状是正规护理人员严重短缺，而法学院毕业生严重过剩。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阶级力量”和“阶级忠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有相当多的人不仅承认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之间确实存在反比关系，还认为此种关系天经地义。他们认为做了好事之后，我们应得的回报就是好事本身，正如古代斯多葛学派人士曾主张的那样。
很久以来，教师这份工作就受到了此类说法的影响。人们总是说，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的收入可不能太高了，肯定不能和律师或经理一样高，因为我们不希望人们主要出于对金钱的渴望才去给孩子教书。如果这种说法对其他需要美德的工作也一视同仁，那么还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道理，可事实并非如此。（我还从没听谁说过要给医生少发钱的。）
人们认为，那些选择造福社会，尤其是那些知道自己造福了社会之后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人，是没有资格再要求获得中产阶层的薪水、带薪假期和丰厚退休金的。基于相同的逻辑，人们还认为，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除了经济回报之外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并因这样的认知而备受折磨的人，恰恰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回报。这样的操作我们在政治层面见得太多了。
比如，英国8年来奉行“财政紧缩”，已经让几乎所有给公众带来直接和明显好处的政府工作人员（护士、公交司机、消防员、铁路信息亭服务人员、医疗急救人员等）的薪水都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削减。甚至已有全职护士需要依靠“慈善食品银行”来维持生活。然而，对于这样的局面，执政党不仅不羞愧还引以为傲，当提高护士薪水以及提高警察薪水的法案经投票被否决后，那些雄辩的议员甚至当场齐齐爆发出欢呼声。而这个执政党，对于几年前差点把全球经济搞垮的城市银行家却相当宽容。众所周知，他们对城市银行家连年暴涨的收入毫不在意。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该执政党的受欢迎程度。在人们眼中，似乎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来牺牲某些特定群体是合理的。那么选择牺牲哪些群体呢？自然是那些通过职业选择，早已开始为社会牺牲自己的那些群体，或那些从事着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而感到心满意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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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一位名叫杰夫·舒伦伯格的写作教师，在看了我2013年最初那篇文章后写了篇博文。他在博文中指出，现在许多公司都觉得，如果某份工作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不管是什么方面，只要有满足感，公司就可以不支付报酬。
舒伦伯格：对于格雷伯，狗屁工作的产生伴随着某种道德责任：“如果你没有始终处在忙碌工作的状态中（只要在做事就行，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那么你就是一个糟糕的人。”此逻辑的另一面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做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能够给你带来内在奖励的，那么你就不应该期望通过这件事赚到大钱。你应当无偿奉献，哪怕他人会因为你的奉献而获利，甚至他人越是得利，你越应该无偿奉献。换句话说，我们是靠你们（无偿）做着你们喜爱的事情而谋生，而你们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做你们讨厌的事情，正是这样，我们控制了你们。
舒伦伯格举了个翻译的例子。不管是段落还是文件，大部分人并不会觉得翻译有什么好玩的，尤其是碰到枯燥乏味的商务类文件，尽管如此，除了金钱，还是存在其他理由促使人们去做翻译的（比如，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因此，公司管理层一旦听说有东西需要翻译了，第一反应是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免费做。
舒伦伯格谈到了“志愿者阶级”的兴起。资本企业正将成果收割之手从有偿劳动力的身上慢慢移开，越来越多地伸向了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积极分子、志愿者和发烧友。此外，在各大平台投注热情和创造力的互联网用户大军也成为数字时代的“佃农”，他们投注的热情和创造力被资本转化为私有产品出售。相当出乎意料的是，自由软件业已经成为这方面的范例。
读者可能还记得巴勃罗，我们曾在本书第二章引用了他提出的“拼接修补”概念：软件工程工作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趣又有挑战性的核心技术开发，另一部分则是无聊乏味的“拼接修补”工作，用来拼接各项核心技术，以便这些核心技术可以协同作用。之所以会需要这样的拼接修补工作，是因为在开发核心技术的时候，设计者懒得考虑兼容问题。不过巴勃罗主要想表达的是，开源软件使得那些真正有魅力的工作都被免费完成了，而这个趋势正越来越明显。
巴勃罗：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软件开发工程师白天（上班时）做着毫无满足感的拼接修补工作，晚上（下班后）则转而做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核心技术开发工作。这就导致了很有意思的恶性循环：既然有人愿意免费做核心技术，那就没什么公司愿意花大钱投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而投资不足则导致了核心技术的开发有始无终、质量堪忧、故障毛病一大堆……于是，公司又不得不花钱雇用更多的拼接修补者进行后续处理。
巴勃罗：我猜想，类似的情况还将出现在其他行业。比如，如果有人愿意免费撰写新闻，那么就没人愿意花钱雇用职业记者了，这些钱就会进入公关和广告行业。最终，新闻的质量会因缺乏资金而下降。
可以说，此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如今，雇用真正职业记者的报纸和通讯社已越来越少。
不过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寻找方案，去解决上述社会精神特质带来的复杂难解的劳动安排问题，我只是想证明，此种社会精神特质确实存在。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变了。为什么？为何有这么多人会一步步接受这样的想法：哪怕工作再糟糕、再多余，工作的人还是要比不工作的人更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