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晋斌：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才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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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并于7月21日全文公布。
党的历届三中全会一向聚焦改革与发展，是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瞩目的大会。历史上，多次重大改革举措和发展方向的指引，都自当时的三中全会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不例外。此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更为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绘制了新蓝图。
即日起，新京报评论部推出系列评论，深度解读此次决定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以飨读者。
专家名片王晋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发布。
作为一份瞄准系统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次《决定》就经济体制改革也发出了清晰信号，再次明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意味着，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市场的重要地位是一以贯之的。
此次《决定》明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并给出了“时间表”：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此，《决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蓝图已绘就，方向已指明。那么，在未来10年间，我们该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为此，新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教授。
王晋斌教授，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长期致力于资本市场与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且多有著述，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不乏见地。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此次《决定》强调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无疑颇具现实针对性。
对此，王晋斌教授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尤其需要深刻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考验的是政府的政策设计和日常管理水平。
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此次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这一提法与以往市场经济建设有哪些不同或升级之处？
王晋斌：首先，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也是向社会再次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平竞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色”，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平、依法平等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维护市场竞争公平和准入公平。
此次《决定》重申了，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因为，这是保证市场潜力和规模最大化的基础。统一的大市场，可以促进要素、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效率。
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点，就是要创造更加公平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根除“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积弊，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其实也揭示了市场有效性和市场失灵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证市场秩序的公平和畅通。
新京报：此次全会《决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种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何重要意义？
王晋斌：这是因为，能否成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通过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
在这一体制设计上，既考虑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促进经济更快、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公平性，减少或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提升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因此，也可以说，这样一种体制运行的目标，就是为了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各经营主体须提升主业竞争力
新京报：那么，这一经济体制建设，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哪些具体影响？其建设的主要路径和措施又是什么？
王晋斌：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比如，体制建设过程中，就会要求各种要素和主体能够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共同发展，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平台上完成经营全过程。
在具体路径和措施方面，需要相关各方都能清楚了解市场有效性和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的政府行政智慧，尤其重要。
比如，既不能过度干涉，也就是“放得活”的要求；又不能“管不住”，就是要通过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适时规范市场，尤其是对负外部性的企业进行约束，体现的就是“管得住”。
而且，这一体制是开放的，要求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能够充分使用国内资源，也要能够吸引国际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无疑也需要极高的眼界和极大的智慧。
新京报：对各市场主体而言，要做好这些事情，在实际操作中有哪些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王晋斌：市场实践中，各个经营主体都须明确自己的主业，要在专业化基础上提升各自的竞争力，避免泛泛而做。在此过程中的“有为政府”，体现的则主要是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
比如，制造业企业就好好做好你的制造业主业，金融业企业就好好做好你的金融业主业。
其实，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在专业化基础上去集中精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而不是盲目“跨界”，金融业的去做房地产或者其他非金融业务。
这一点，尤其需要提醒国有企业，未来可能也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分离。
这样才能使得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市场经营主体都能够聚焦主业，提升自己的核心功能，而不是发展出一些大而全却竞争力不强的企业。这样的市场，也才是一个发展正常又“有效”的市场。
立法防止“赢家通吃”很有必要
新京报：在此前的市场实践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比较普遍，也广受诟病。此次全会《决定》中的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一说，被认为颇有现实针对性，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特别关注。你能否举例说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和实践案例？
王晋斌：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需要高超的政策设计和管理水平。这两者也不是简单的平衡关系，需要更加深刻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市场竞争方面，通过立法防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这不仅是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需要，避免“赢家通吃”，也能防止因此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显然需要“管得住”。
又如，在环保领域，通过环境立法、环境管制和排污权交易等措施，可以克服市场带来的外部性问题，确保能够守护好“青山绿水”。再比如，城市商业活力和城市秩序管理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因地制宜地科学理解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新京报：以上你谈到的是需要“管得住”的有为政府的方面，在此之外，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
王晋斌：在各地的市场实践中，有哪些领域是需要引入竞争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效益，以达到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确实值得各地具体调研、明确。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行业曾经属于必须“管得住”的范畴，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如今又面临市场化要求。这种情况可能就相对复杂一些，需要审慎对待。
比如，能源、铁路等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行业，因其行业性质而形成了自然垄断。而今，可能就面临自然垄断领域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的矛盾。
未来，在此方面会有进一步具体的政策指引。一旦确立其“放得活”的具体范畴，就需在通过政策法规确保市场秩序的公平和稳定的前提下，坚定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和创新活力。
总体说来，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开放体制，而在此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强调的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需要各地政府有很高的政策理解素养、政策领悟能力和管理执行水平。
撰稿/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编辑/何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