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集团经济”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脱困的“杠杆解”（下）
作者：王绍凯和君咨询副总经理、和君集团战略与集团管控研究中心主任
上篇我们提到，“让政府更像政府，让企业更像企业”，首要的关键动作就是要大力深化改革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并由此重构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和运行机制。引入“集团经济”概念，从“双强”模式（强市场+强政府）走向“三强”结构（强政府+强企业+强市场），这或许可以成为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界面的关键一招。
— 4—
中国要有效应对来自国际上的严峻挑战、重启经济增长动能，重中之重是要全面扩大内需，这需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地区之间竞争的白热化显然与这一目标是相悖的；而引入“集团经济”理论或可有效化解这一矛盾。
我们看到，地方上的发展保护主义和地区间竞争日益白热化（例如近些年各地方的抢人大战、招商大战），与国家层面要构建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之间越发凸显着矛盾。因为要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就需要经济要素不能仅仅在一个区域的纵向城乡之间进行流动，更需要强调横向跨地区的流动。陆铭教授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的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
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经济上的“拉美化”而是“欧洲化”（确切来说，是“欧元区化”）；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即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历史反复证明，对于重大结构性矛盾的处置与调整，从“呼吁”到“现实”往往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过程。既需要决策者要做出重大抉择、秉持变革决心，因为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带来固有利益的牺牲和改革带来的阵痛；同时更需要新体系的构建者和实施者要如纯熟绣娘般施针精微，因为落至细节，对与错、好与坏之间的界限常常并非泾渭分明，取舍难判。
直觉上，对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件事，人们容易理解为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重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治理关系与政绩考核方式（例如弱化或取消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指标考核，突出对低碳环保等指标的考核等），让地方政府既要保持应有的活力，同时亦要站在国家的全局高度来行事，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共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笔者认为，上述这个逻辑或许是有益的，但并非症结所在。破题的关键并非在于改变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长久以来，在特殊的语境下，人们常常忽略了市场的本质。市场是“自发”形成的，而非“人为构建”的。市场就像水，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湖海，唯一正确的做法只有“疏”而非“堵”；反言之，只要不人为地设堵，市场都可以按照其内在的规律连点成片逐步繁荣。所以说，建设“统一大市场”，根本上并非要拆掉各地区间所谓的“墙”，而只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论是经常变化的政策，亦或通过“平台公司”假托企业的身份去代表政府配置资源），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预期，并只有在市场机制失效或由于垄断造成社会福祉损毁时再通过法律的手段实施纠偏，“大市场”自然就“统一”了。
可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职能。而这背后，亦同步意味着地方经济增长模式的切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应是简单的孰进孰退的关系，而应该立足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构建一种新型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发展结构和运行关系。
一方面，现实运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在出现失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行政主体，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可以多级贯穿，而市场则是主体多元分散的开放生态，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质特征。为解决这种失衡问题，需要一种具有“中间态”的组织，能够将政府与市场这对矛盾体进行有机融合的枢纽，同时扮演价值转化和缓冲器，共同构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结构。
笔者认为，在这个新发展结构中，应该引入一个具有中观经济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新经济主体类型——（企业）集团经济。立足集团经济市场化的特征本质，对外横向链接耦合产业和区域各类经济要素、共同向上承接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传导（集团经济的外部性），对内（母公司及旗下的各级分子公司）施以高效治理、管控和赋能等手段，实现集团整体高效经营和价值实现（集团经济的内部性）。
简单来说，“集团经济”理论应重点研究如何优化企业集团的内部经济效率并更好地发挥其经济外部性价值。一方面，应立足“中观经济”视角重新审视企业集团的发展和运行特征，以及其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关系。研究产业的演进规律和结构变迁有利于企业集团制定更加准确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并据此适时调整集团内部的产业组合与协同策略、投资组合与资本运作策略、业务发展方向与竞争模式选择等。另一方面，若能够围绕对政府政策承接、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要素配置的低效痛点来靶向优化提升乃至重构企业集团自身的组织功能、架构、运行，以及集团治理与管控的范围与模式，将有利于实现“外部低效痛点的内部高效解决”。若将这种集团内部组织的效率优势进行外部化，可对政策的高效落实和产业链运行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价值。那么对于这家企业集团而言，也将可以在更广阔的外部领域表达甚至贯彻自身的战略诉求、延展集团的边界，制定或输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业规则，由此形成企业不断正反馈的发展飞轮。这与中小企业被动适应外部环境不同，大型企业集团将有能力塑造更大的生态，甚至反向改造外部环境。
— 5—
以“集团经济”理论指导中国民营企业持续做优做强做大是全面振兴中国民营经济的“杠杆解”，对于构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升级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全球竞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社会上充斥着一些杂音，质疑民营经济比重的大幅度提高，认为民营经济应当逐步退场；或将极少数民营企业中的资本任性与违规，引申扩大为似乎整个民营资本都在任性与违规等。这种杂音在舆论和心理上一度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严重冲击。
相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民企实力不够大不够强、生命力不够久不够韧，依然长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突出结构性矛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虽然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从民营企业个体而言，依然没能在整体上获得与当前中国国家实力和未来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要取得的目标地位相称的实力，真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相对乃至绝对竞争优势的超大型民企跨国集团屈指可数。
我们看到，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上榜国企数量为86家，民企仅为50家。其中：上榜国企的平均营业收入、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923亿美元、4153亿美元和508亿美元，而上榜民企的三项指标分别为614亿美元、2608亿美元和349亿美元。可见，从规模数字上，头部民企和头部国企还有很大差距。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经营效率效益上，上榜民企明显好于上榜国企。其中：上榜民企的销售收益率是7.2%，总资产收益率是1.7%，净资产收益率是12.7%，均明显高于上榜国企的4.3%、0.95%和7.8%。如果与发达国家上榜企业相比，在盈利能力方面，中国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其中中国上榜的145家企业平均利润约41亿美元，低于上榜的德国企业的44亿美元、英国企业的69.6亿美元、加拿大企业的47.5亿美元、法国企业48.5亿美元、美国企业的100.5亿美元，甚至低于巴西企业的84.8亿美元。而将中国企业数据打开来看，上榜国企平均营业利润为39.5亿美元，上榜民企为44.2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头部民企在盈利能力方面进步明显，可比肩若干发达国家企业，但在数量上和规模体量方面依然相对弱小。
此外，在产业升级（尤其是竞争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经济繁荣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往往扮演着重要甚至主导的角色，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同步伴随发达的民营经济，并会诞生大批知名的大型民营企业。它们通过敢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决策高效反应迅速的组织机制、注重实效讲求科学的经营方法，沉稳应对国内外经济各种困难冲击，并不断地内修外炼、转型发展、提高质量与提升韧性，并通过其集团经济的溢出效应，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和区域相关企业、机构的共同发展。
从集团经济内部视角看，近些年中国民营企业在集团化治理与管控、产业竞争力提升、资本运作与产融互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国际市场开拓，以及在环境保护、慈善贡献、员工关爱、社区服务、遵法守规等社会责任方面总体取得了长足进步。
最后，特别强调的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要鼓励各行各业头部民企集团持续做大多强，对于中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于优化改善政府与市场的界面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实践中我们也看到，随着一些民营企业持续做大多强，它们往往会主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去规范自身旗下各分子公司的市场经营活动，甚至会通过供应商或客户管理等制度要求上下游企业规范自身行为，共同维持相对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同时，他们还会积极主动地与政府进行互动、主动加自身的党组织建设、主动融入国家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规划、落实相关政策以及承担重要工程项目。
最后，我们有理由热烈期待：借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出台和强化落实，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将会全面开启新一轮高质量大繁荣新阶段！
祝福中国民营经济！祝福持续繁荣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