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丁聪画罗孚
罗孚
梁羽生（左）与金庸下围棋
左起：吴义勤、罗孚夫妇、刘屏
◆慕津锋
2024年，对武侠迷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梁羽生先生诞辰百年，同时，还是他们联手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诞生70周年。
1954年，“新派武侠小说”随着《龙虎斗京华》的出现而诞生于香港，而后快速在港澳台流行，不久蔓延至东南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在武侠影视剧的加持下，在整个华人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现在，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被传阅，而他们背后的推手不得不提，他就是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催生婆”的罗孚。
一场武术比赛的触动
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其实非常偶然。1954年初，一场武术比赛轰动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陈克夫向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为此签下了生死状。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还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香港左派报纸《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因当时的港英政府禁止此次武术比赛，比赛只得移至澳门进行。1954年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报纸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这次比武触动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罗孚原名罗承勋，1941年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1948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港后，罗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场比武之后，罗孚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新晚报》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
“逼迫”两名手下写武侠小说
想到这，罗孚立刻将自己编辑部的编辑、记者细细梳理了一遍，他发现编辑陈文统非常合适。他知道陈文统文史功底深，而且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熟读《蜀山剑侠传》，对武侠小说颇有研究。
当罗孚与陈文统商谈此事时，陈文统并不愿意，他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没写过武侠小说，只是喜欢看而已。可罗孚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直接在比武结束的第三天，1月19日在《新晚报》的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木已成舟，陈文统只得被迫当天便开始撰写小说，20日，署名“梁羽生”的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小说一共连载7个月，在香港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而且梁羽生一炮走红。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龙虎斗京华》的刊载，竟然标志着中国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新派武侠小说”诞生了。
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罗孚后来曾谈过自己的观点：“梁羽生以一首悲歌慷慨的词开篇，每一回的回目都对仗工整，富有文采，而最大的特色是不落旧套，采用了新的手法，除了情节奇诡、布局新异，还着重人物的塑造、心理的描写，不仅有性情中人，还写成了有性格的人，文笔也是有文艺性而无陈腐味的，因而开了武侠小说的新面目，以新派自称。读者也因它有新义而刮目相看，使本来已经了无生气的武侠小说又重新有了吸引力，像是获得了新的生命。”
《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读者反应如此强烈，罗孚又“逼着”梁羽生创作了《草莽英雄传》。1955年2月初，《草莽英雄传》连载结束后，梁羽生坚决跟罗孚表示要“请假”，自己需要调整一下，加之当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事务要忙，实在无暇再写稿。眼看版面就要开天窗，实在不舍得这大好局面就这样失去，罗孚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样爱读武侠小说的编辑——查良镛。
于是，他故技重施去找查良镛。查良镛一听，就表示拒绝，理由也是自己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而且梁羽生已经写得太好了，自己实在不愿去做这项工作。可罗孚根本不听查良镛的解释，直接告诉他，事情就这样定了，小说定于1955年2月8日连载。为保证准时拿到稿子，罗孚2月7日专门派了位编辑在查良镛家楼下蹲守，盯着查良镛准时交稿。就这样，在罗孚的“逼迫”下，查良镛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2月8日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查良镛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金庸”。如此，每天连载，直到1956年9月5日。
《书剑恩仇录》的不断连载，在香港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侠狂潮。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联手为读者创作出众多经典新派武侠小说。这些新派武侠小说去掉了中国旧武侠小说的陈腐语言，用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用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使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作为武侠迷，我们在纪念梁羽生、金庸先生的同时，不能忘记罗孚先生的功劳。没有他，不可能有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金庸和“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
“新派武侠”推手看武侠小说并不多
我很有幸与罗孚先生曾有一面之缘。在见面时，我曾当面向罗先生表达了一名武侠迷对他的敬意。
2011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的老领导刘屏主任让我联系罗海雷先生，与他商议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去他家中，拜访从香港来京的罗孚先生之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罗孚”这个名字。凭直觉，我想“罗孚”应该是一位老先生吧。我很快联系了罗孚之子罗海雷先生，在电话中我们约定：7月1日，前往海雷先生家中，拜访罗孚老先生。
7月1日一大早，我先开车去花店和水果店，为罗孚先生准备了鲜花篮和果篮，而后到单位接上吴义勤馆长和刘屏主任。在路上，刘屏主任跟我们讲起了这位老先生的传奇故事。他尤其谈到，正是罗孚“催生”了华语世界两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和金庸。说两人都曾是罗孚在《新晚报》的下属。因为我自年少便是武侠迷，梁金两位大师在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武侠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武侠小说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太大了。听到刘主任这么讲，我对这位老先生充满了极强的好奇心。
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按响门铃，并自报了家门，一位阿姨为我们开了门，告诉我们罗孚先生已经在等我们了。走进客厅，我看见一位头发花白，身穿T恤、短裤的老先生正坐在沙发上，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赶忙快走几步，把文学馆准备的花篮和果篮送到他面前，并送上我们的祝福。罗孚先生笑着点头示意，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谢谢文学馆的朋友来看我，我与文学馆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们太客气了！大家请坐。”吴义勤馆长、刘屏主任分坐在罗孚先生两边，我负责拍照。这位“催生新武侠”的老先生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略大的眼镜，语速不快，总是带着微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谦和之人。
当刘屏老师与罗孚先生聊起他与文学馆多年的友情时，还特意讲道：1993年，罗孚先生曾把周作人手稿《知堂回想录》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听到这里，吴义勤馆长握住罗孚先生的手，感谢先生对文学馆征集工作的大力支持，并表达了文学馆希望继续征集罗老先生文学资料的意愿。罗孚先生笑着说：“我岁数大了，也在考虑那些藏书、手稿、信札最后的归宿。我是广西桂林人，家乡桂林图书馆也在与我联系，我还在认真考虑……”“我在香港也曾关注过文学馆的新闻，现在文学馆是越办越好，大有可为。”
我们与罗孚先生聊了近一个小时，考虑到先生的身体，便要起身告辞。这时，罗孚先生微笑着说：“还请各位稍微等一下，我刚在北京出了一套《罗孚文集》，想送给三位先生每人一套，作个纪念吧。”在阿姨去取书的时候，罗孚先生很认真地把我们的名片又看了一遍。书拿来之后，先生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在每一本《北京十年》的扉页上签下了赠语和自己的名字。
签完书后，罗孚先生亲自把每一套文集送到我们手中。当送给我书时，我赶紧走上前，恭敬地从老先生的手中接过了这套淡雅的《罗孚文集》，轻轻地握了握老人的手，对他说道：“罗先生，我非常喜欢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谢谢您发掘了两位武侠大师，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那么美好的记忆。我回去后，一定认真阅读您的大作。”罗孚先生笑着看着我说：“你也看武侠，我看得其实并不多。我这套书里，也讲了一些与他们的故事。还请你多指正批评。”送书后，我们看出罗老有些疲倦，便不敢再打扰，与罗老话别。罗老说：“谢谢你们来看我，因行动不便，我无法出门相送，还请各位包涵。”就这样，罗老在客厅的沙发上挥手与我们告别。
不久，我听说罗老返回了香港，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沙发上老人的挥手，是罗孚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惜墨如金金似水”
我曾经以为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催生婆”的罗孚先生一定看过不少他培养出来的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作品，当他说“自己其实看得不多”，我以为是客套话。后来在读罗孚先生文集时，发现文章中涉及武侠的内容确实很少，我仅在《文苑缤纷》一书中看到他只在4篇文章中谈到金庸、梁羽生和武侠小说：《两次武侠的因缘》《香港文学和武侠小说》《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和《金庸的治学和办报》。
也许是身为武侠迷的缘故，我本来抱着很大期待来读罗孚谈他与香港新派武侠渊源的文章。但罗老先生的行文，正如聂绀弩所说：“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有时读罗孚先生的文章真是感觉“惜墨如金”，总有种意犹未尽之感。
不过，通过阅读《罗孚文集》，我了解到：罗孚先生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许多作家，他都有过交往。中国现当代文坛，尤其是香港文坛的事，他大多有过经历，可真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很可惜，我与罗孚先生相识太晚，只是匆匆一晤。我还有很多问题，想向这位老人当面请教。可惜，再没有这种机缘。
2014年，93岁的罗孚先生在香港静静地走了。
多年来，我曾试着与罗孚家属多次联系，非常希望罗孚先生一生珍藏的那些珍贵文献资料能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他的文献资料发挥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