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不是“女人的地狱”？三个普通年轻人的答案
女人还敢去印度旅游吗？让我们听听到过印度的普通人怎么说。
文| 阙政
别把印度妖魔化
2019年，Swen的印度同事准备回家乡举办婚礼，邀请她出席。
Swen也没多想，花了半天时间就把签证拿到了手，买了张单程票出发了——之所以买单程票，也是受到印度相关新闻影响，担心那里的社会环境对单身女性游客并不友好，想着一发现情况不对就马上打回票。
没想到，她在印度一呆就是三个星期，直到假期全部用完才不得不作别。“去之前觉得难度系数会是9（10是战争国家），其实只有3。这里的历史很悠久，人也淳朴，很多对印度的刻板印象被推翻，亲历以后会发现，印度并没有那么地妖魔化。”
抵达印度后，她先去参加了同事的锡克教婚礼：“和中国人嫁娶挺像的，新郎要去接新娘，新娘的亲朋好友会堵门，家人送的礼物里有被褥，新娘还要回门。婚礼足足持续了三四天，非常热闹，吃完自助餐，大家就会一起斗舞，斗舞，斗舞。”
婚礼过后，她决定一个人，跟着《孤独星球》的导航，深入印度腹地：泰姬陵、琥珀堡、风之宫殿，还有克久拉霍被遗忘在荒野的千年寺庙群，安拉阿巴德每6年举行一次的“半壶节”——将近1亿人会前来集会，整个河岸都是跳入河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河滩上晒满五彩纱丽……
她说，恒河两岸像是一个巨大的实景沉浸式戏剧节，这一段是绵延的庙宇，晨祭晚祭连绵不绝；那一段是露天瑜伽，她和当地人一起练了一个小时；再一段会上演《追风筝的人》，孩子们在每个屋顶的露台上舞动风筝线；还有一段甚至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火葬场：“他们梦想死在瓦拉纳西，并在恒河边被火化，传说可以从轮回中解脱。”
在这个火葬点，每天有1500具尸体被火化，尸体被架在巨型的木头堆上焚烧，骨灰随着风一直飘到Swen的面庞。“我看到破碎的骨架，灰色的，我扭头想要走，被当地人追上来说：为什么逃？你要直面死亡。”
但是当这个人开始炫耀他出众的“按摩”技术，Swen还是赶紧逃跑了。在印度短短的三周内，她遭遇到三次性骚扰——一次，她从著名的“金庙”出来，被一个男人尾随了很长距离，试图搭讪。
男人终于离去后，一个始终跟在他们身后的、二十多岁的小胖子对她说：“我替我的国人向你道歉。”Swen觉得，“他刚才默默跟在我们后面，是一路想要保护我吧”。
在她看来，印度有点像是原始丛林，有自己的丛林规则，比如恃强凌弱：“如果我挺胸抬头走在路上，基本上不会被人骚扰；但是有一天我比较累，低着头边看手机边走路，很快就有几个男人过来故意蹭我。”
还有一次她去参观降旗仪式，仪式结束后，现场有老师和学生想要和她合影，一群人围在她身后，就在按动快门的一瞬间，她感觉到私处被人飞快地摸了一把，回头再看却根本找不到是谁——应该是其中一个中学生。
当然也有只是想合影的男人。在克久拉霍的乡村，看到她走在路上，老远隔着一两百米就会有男人奔跑过来，嘴里嚷嚷着“Selfie！Selfie！”（自拍）。“就像我们几十年前看到外国人一样，纯属好奇。”
去印度之前，媒体聚光灯下的印度让Swen感觉“那里的女人只要出门就会被强奸”，实情当然并非如此极端，但女性在印度仍然需要多加小心。
从斋普尔去阿姆利则的夜行大巴上，她选择了女性乘客作为邻座：“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女孩，她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坐这种过夜的巴士是不安全的。”
“我会故意穿得比较鲜艳，因为在印度，你只被一个人看到是危险的，要尽量被很多人看到。走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的时候，对人也不要完全信任。如若不得不在深夜出行，不要沿着街边走，不要穿行阴暗的小巷子，尽可能走路中间，尽可能引人注目。”
当被问及印度当地女性的生活状态时，Swen思考了片刻：“这么说的话，我在印度遇到的女性确实不多。”除了大型集会和家庭聚会，女性似乎消失在很多公共场合，Swen翻翻照片，照片里热闹的街道市集上，几乎都是男人。
“从前在瑞典留学的时候，对于‘男女平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当地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比较少，性羞耻比较少。但是到了印度才意识到，男女平等有多重要——瑞典是把它写进《反歧视法案》来保障女性受教育和工作权利的，同时瑞典40%以上的议会成员是女性。女性要有自己的社会位置，要站在一定高度才能发声——尤其当这些职位本就属于女性，而不是非得通过讨好男性获得，才能更无所顾忌地为女性群体发声。而在印度，女性更像是低种姓的一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很少有机会能为自己争取权利。”
不被看到的女性
四川教师郭菲在印度呆了两年，也感觉到了“不被看见的女性”。
2014年—2016年，他被外派到印度理工学院担任汉语教师，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中文教师，也游历了艾哈迈达巴德、甘地讷格尔、阿嫩德、乌代布尔等24座印度城市。
回国后，郭菲出版了《我在印度的701天》，他写道：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仍然能明显感到这种不平等，在印度城市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总是清一色的男人在活跃着。偶尔有女性出现，通常都会有男人陪伴，或者包着脸部低头前行。极其偶尔地出现个别正常走路，不包头又落单的女人，那么那些零落于街头的小商贩、突突车司机，还有大批的闲散汉子便会齐刷刷地望向她，甚至连那些慵懒的牛儿也忍不住朝这与众不同的生物多看几眼。她们不会轻易对陌生男子说话，也不会回复陌生男人的寒暄，她们试图躲避着每一个男人的目光，坚守着自己单调的人生轨迹，和中国街头巷尾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花花朵朵判若云泥。我因此常常用那部电影的标题跟尼廷开玩笑：‘这是个没有女人的国家。’然后尼廷就会用一种戏谑的唱腔对我唱：‘是的，是的，这就是印度。’”
2003年的印度电影《没有女人的国家》拍摄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女性地狱：女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扔进井里溺死，而滥杀女婴导致新娘匮乏，女主角到了出嫁的年纪，被卖给一家五兄弟做共同新娘，同时还被公公占有……影片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女性在印度一直被这样对待，那么印度将会成为一个没有女人的国家。
在印度工作时，郭菲几乎没有机会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和某位印度女性单独坐下来聊上一阵子。而他的外国女同事也向他抱怨印度男人的好色：“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上街就有一大堆男人盯着她看，盯得她头皮发麻，一到了人多的地方，就被摸来摸去。”
在印度两年，郭菲看到了莲花，也看到了泥淖。
最近印度女医生的轮奸案震惊世界，而2012年12月16日，印度新德里也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轮奸案：一名23岁正在实习中的医学院女大学生，和男朋友看完电影后，在街上被五名男子带到一辆黑公交上，不仅遭到轮奸，还被他们用铁棒捅下体拉出了肠子，最后被扔在街上不治身亡。
这一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大规模游行示威，掀起了全国女权运动的浪潮，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但被印度政府禁播。
郭菲看了纪录片后，印象最深的是案件主犯在法庭上的漠然辩解：“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体面的女孩不会晚上八九点还在街上闲逛。对于强奸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男女是不平等的，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而不是在街上晃悠，做不该做的事，穿不该穿的衣服……我们只是想给她们一个教训，告诉女人这么晚还上街是不对的……如果我是错的，那么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强奸犯，他们为什么不受到惩罚……死刑只会让女孩更加危险……以前，他们会说‘放了她，反正她也不会说出去’，现在他们再强奸谁，不会丢下女孩子，而会杀了她。”
“过去的90年间，印度失去了三千万女婴，她们一出生就被溺死……”郭菲写道，“当人们诅咒他人时，他们说：愿你生个女儿。”
一个矛盾的印度
2012年“黑公交案”发生时，陈先生正在印度公干。
“当时新闻里都在说这件事，街上也有游行抗议。”在他看来，印度强奸案高发，背后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根植在民族血液里的男尊女卑思想，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动物性较强，法律和道德意识淡漠，再加上对性的理解不同，导致印度男性自律意识较差，容易做出攻击女性的极端行为。”陈先生在印度工作了四年，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如果说强奸案是极端案例，那么印度妇女整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偏低，又是另一个事实。“印度是允许女性出门、就业、正常工作的，在餐厅、商店、银行和政府部门，我们都可以看到职业女性。最近这些年妇女的整体处境是有提升的。”
陈先生告诉记者，“不过有一点没来过印度的人可能无法体会——大家都知道印度盛产美女，宝莱坞电影里有很多高鼻梁大眼睛的印度美女——但是走在印度白天的街上，你能看到的大都是肤色较深的女人。印度天气炎热，美女可能在车里，在高档场所里，不怎么能让你看见。”
在陈先生看来，贫富差距和生活的两极化是印度的一个大问题：“富人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住在带小院的别墅，而贫民窟的穷人，物质生活真的很苦——别说家徒四壁，他们的家连四壁都没有，只是四面透风的棚子。德里最繁华的商场，旁边就是贫民窟，对比特别强烈。”
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是原因之一。“其实印度近年来也在逐渐消减种姓制度的影响，一些低种姓的人，通过教育、经商等途径改变命运，虽然身份可能不高，但生活品质并不差。反过来说，从前我们对印度人的印象是‘包头’，可能因为接触到很多包头的门童——锡克教有教义规定，哪些‘低等’的工作不能去做，即使最窘迫的时候，也只能去酒店当门童，所以有些锡克教的人会在酒店工作，包着头巾。”
2009年初到印度新德里时，陈先生觉得，这里就像中国70年代的县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街上都是“三蹦子”，卫生情况也不好：“喝的水是橘黄色的，像鲜橙多。”尽管平时已经注意不饮自来水，陈先生在印度的几年里还是经常拉肚子。让人想起美剧《外包公司》里，初来乍到印度的欧美人会互相劝告：不要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呆久了以后，他把印度的落后归结于懒散与低效：“那里的人工作效率非常低，要是空调坏了，三五天也修不好，永远让你等一等，永远有等不来的明天。现在印度也有不少外资企业进驻，但处处碰壁，不是遇到霸王条款，就是没有契约精神的判罚。这些都导致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却一直没能高速发展起来。”
但他也承认，从另一面看，印度雇员们普遍心地善良，待人真诚。“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实情就是如此。他们虔诚、踏实，尤其是那些和中国人相处久了的员工，变得很勤劳，合作非常舒服。而且他们普遍非常知足，不会说得到了一就想要二——手里有一块饼，蘸着咖喱汤汁吃，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舒展的笑容。”回国后，陈先生也会惦记松软的印度烤饼和市场上无数种香料现磨现卖的咖喱粉。
“印度人好像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有个笑话是印度人说：‘我们要努力了，再不努力，中国就要超过我们了。’民间似乎普遍有这种情绪，而官方对此也并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