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还有人挨饿：食物分配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两年，平均每年因新冠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在665万至830万之间，这一估计的上限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3年所估计的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900万人次。尽管在2003年后的十年内，全球饥饿人口有所减少（部分由于直接死亡），但在2014年后这一数字又重回上升趋势，在后新冠时代重回了超过800万的水平。饥饿一直是地球上的头号健康问题，但却很少能构成重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
实际上，如今世界粮食产量几乎可以养活两倍的世界人口，饥饿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留下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评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尽管森在书中将饥饿问题表述为复杂的权利关系（entitlementrelation）的问题，其主旨却十分简单：在一个由私有产权和市场主导食物分配的社会中，人要么直接生产食物，要么获取金钱来购买食物。通过对历史上的几次大饥荒的分析，森发现饥荒年份从来不存在粮食的绝对匮乏，有的只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产量相对波动。问题在于，产量波动将通过市场反映为各阶层购买力的波动。在对特权阶层的食品补贴、粮食涨价预期引发的投机活动、荒年造成的就业减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最终的粮食价格远不是最底层人群的购买力所能负担的。对依靠从市场中购买粮食过活的最底层人民而言，本就有限的购买力就像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齐脖深的河水”，一点微小的波动都将是灭顶之灾。
《饥饿》的作者马丁·卡帕罗斯对森的“洞见”与学界的推崇颇为不屑。他直言：“没钱的人就挨饿，这不是常识么。”在卡帕罗斯看来，森的“洞见”与知识分子的恍然大悟恰恰揭示了饥饿存续的关键机制之一：那些生活富足的人对饥饿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以至于“粮农组织和其成员坚持认为，解决方法是提高粮食产量。他们也这么做了，自然，最后什么也没解决。”与此同时，公众的同理心逐渐麻木，诸如“全世界有8亿人正处于饥饿中”的话语不再具有刺激性，生活富足的第一世界公民逐渐接受在另一个世界根深蒂固的苦难是难以消除的。
《饥饿》一书即是针对这一现状的又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它旨在揭露饥饿的真实发生过程，挫伤人们早已钝化的同理心，并呼吁新的行动。本书共有十五章，除了“开端”和“尾声”章节，其中七章的国家专题记述了作者在尼日尔、印度、孟加拉国、美国、阿根廷、南苏丹、马达加斯加亲历的饥饿现场，六个议论章节从不同角度对饥饿问题做出评论。
笔者认为，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国家专题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不同于阿马蒂亚·森通过援引统计数字所做出的归纳与演绎，卡帕罗斯试图尽可能细致地还原饥饿的样貌，为有幸生在富足国家的读者提供了残酷却真实的观察；同时，材料中呈现出的饥饿的共性与多样性也为进一步思考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略为遗憾的则是议论章节。卡帕罗斯对饥饿根源的分析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颖的洞见，大多只是流行左派观点的汇总和转述，以粗线条的方式指控着各种“加害者”。
概言之，《饥饿》一书的经验材料丰富，但其对材料的分析并没有为理解问题增加太多新的认识，或是提出新的问题解决路径。卡帕罗斯在书中反复哀叹饥饿问题缺乏解决之道，恰好与他批判的阿马蒂亚·森构成了一组有趣的对照。尽管森的论述大都基于抽象和演绎，却在《什么样的平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能力路径”作为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坐标，启发了后续的诸多研究与援助项目。
知识分子到底该如何介入社会问题？本文接下来将简要概括《饥饿》一书的部分内容，随后将结合莫妮卡·普拉萨德的《问题解决的社会学》一书，探讨何种知识生产方式更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由于《饥饿》庞大体量和非虚构写作性质，全书各处的内容多有相似之处。在此笔者首先以两节总结书中较有代表性的对穷人处境的一手观察，随后再用两节展示作者对饥饿问题根源的剖析。
《饥饿》，[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侯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撰文｜李博文
不同地域间的饥饿成因
地处非洲萨赫勒地带的尼日尔似乎代表了饥饿最“自然”的发生模式：贫瘠的土地与低下的生产力。在尼日尔，拥有一公顷能种植黍米的土地，在丰年的收获就刚好能养活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尼日尔家庭的平均规模）；而在灾年，收成可能只有丰年的十五分之一。当收成不理想时，这个家庭就不得不面对“空档期”——上一次收获的粮食很可能已耗尽，而下一次收获却还遥遥无期。
更多的底层家庭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因此小农耕作并不能维持一般尼日尔家庭的存续，大多数尼日尔人必须频繁地寻找工作机会，以赚得从市场上购买粮食的货币。尼日尔不乏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如艾伊的丈夫就用当年收获的米换来了洋葱种子，却最终因当年洋葱产量过剩而不得不卖掉了自家的地换取当年的粮食，因此失去了第二年的食物来源。
在口粮充足的时间里，大多数尼日尔人唯一的食物也只是面粉加水拌成的面糊球，仅仅起到维持生命的作用。哪怕是一岁半以下的孩子，母亲们也坚持用面糊球喂养，因为尼日尔人一辈子都在吃这种食物，也因为营养不良的母亲几乎没有什么乳水。当无国界医生告诉母亲，她的孩子生病是因为吃得太少，母亲会自然地产生对医生的不信任，因为孩子们有的吃，吃的是面糊球。在贫穷国家，需要不停地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孩子或他们自己正处于营养不良中是无国界医生的常态。尼日尔人相信的是兼任当地村医的马拉布特（非洲特有的伊斯兰教教士），会遵循他们的指导用软膏敷在孩子背上、用草药煮给孩子喝。
尽管尼日尔有着超高的儿童死亡率，他们用高生育率弥补了这一点。女孩大都在12岁左右结婚，随后就要面临生育与家务，而制作面糊球就是最重要的家务——给黍米去皮、捶打、研磨、拾柴、打水、烧水、和面。一个主妇在儿女的帮衬下，会在起床的四个小时后做出家人一天所需的面糊球，给在田地里耕作的丈夫送去。若是播种时期，孩子们也会在田间帮父亲的忙。然而由于饥饿，孩子们还是不停地死去。尼日尔人透过安拉的意志理解着苦难：“这是真主给我们安排的命运，真主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原因。”
饥饿在南亚以更“温和”的方式发生。印度如今生活着近两亿的营养不良人口，大约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年的统计，印度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为全球最低，当年仅为3.78公斤。
《驭风男孩》剧照。
尽管饿死人的情况更少见，营养不良仍是与儿童死亡最相关的因素，不仅由于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患上各种疾病时更难治愈，也由于在这里人们并不认为饥饿是一件需要被严肃看待的事情。一些被母亲送到无国界医生处的患儿并不难治愈，但父亲却认为医生的介入挑战了他们的权威，要求把孩子接回家，并发现孩子马上就死掉了。
贫穷国家普遍存在着女性经受更多饥饿的情况，这主要由于人们认为为家庭带回食物的男性享有优先填饱肚子的权利。另一方面，独身或丧偶母亲往往无暇抽身于照料孩子，使自己和孩子都受到饥饿的威胁。印度歧视寡妇的宗教观念却催生了独特的性别化的饥饿：丧偶的女性会被家人赶出家门，失去所有家业；她们中的一些被送到寡妇之城温达文，通过乞讨、为神明唱歌换得食物，或饿死在街头。
在南亚，孟买、达卡等大城市的现代神话诱惑了无数的农村人口抛弃土地，然而城市里并没有充足的工作机会。被抛弃的耕地却造成了粮食产量减少，食品价格不断攀升。新来者堆积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中，经历着“不工作就吃不饱饭”新型饥饿。
严格意义上的饥饿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社会最底层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如何获取到食物，或者如何限制自己从热量过剩的垃圾食品中获取饱腹感。但相对富足的美国穷人比起外国穷人对资本而言更有价值，他们在垃圾食品广告的轰炸下消费过量的热量。与饥民相似的是，他们同样以寿命为代价为资本贡献了利润。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允许美国的资本在地球另一端制造饥饿——当资本发现粮食是一项充满价格波动的优秀投资标的时，从2003年到2008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增长了超过3000亿美元。投机资本使粮食价格频繁产生成倍的波动，轻易地就漫过了穷国居民的生存线。
市场持续地使粮食被分配到那些更能出得起价钱的地方。富裕国家的畜牧业、乙醇燃料生产行业消耗着大量的谷物，敞开肚子吃饭的新富国家居民亦是与穷国争夺着粮食的所有权。由于生产一公斤的畜肉至少需要五公斤的粮食，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并不能跟上新晋食肉者们的消耗，结果就是一个悖论式的发展图景：一国的口腹富足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相对饥饿。
《驭风男孩》剧照。
殖民主义残留的结局?
饥饿经常是人为制造的。仅有4000万人口的阿根廷生产着可供应3亿人的食物，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1976年，阿根廷在美国的要求下将经济重心转向农产品出口。投资者们以暴力手段将农民杀害、驱逐，以便机械化地、大规模地种植大豆。阿根廷人不吃大豆，但阿根廷成了全球第三大大豆生产国。当美国产生了大量对乙醇燃料的需求时，投资者们便改种玉米以供制作乙醇。
马达加斯加曾经也能生产本国消费的所有粮食，但到了21世纪，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饥饿中。2008年，马达加斯加政府决定将全国一半的可耕种土地（130万公顷）免费出让给韩国大宇公司。作为交换，大宇公司将为马达加斯加带来产业、就业与出口——将粮食出口至韩国或其他国家。经过民众有组织的抵抗与流血牺牲，交易在当时得以取消。但根据2022的一项统计，马达加斯加在21世纪仍有共130万公顷的土地流向外国投资者，因为小规模的强占土地在持续发生着。
由于马达加斯加独立以来，农民并不热衷于通过复杂且昂贵的手续登记祖产，大多数耕种着自己祖先所占领的土地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的产权，律师、官员很容易通过各种方式将农民的土地卖给有钱人或者外国公司。在2006年的一次流血冲突中，法院给予13名抗议强占的农民死刑判决，确立了土地争夺中的力量平衡。
《驭风男孩》剧照。
受害者是谁？
在《问题解决的社会学》一书中，普拉萨德提出了问题解决型研究常常跌入的三种陷阱：描述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批评他人的方案而不提供替代性方案、研究已有的对问题的认识。虽然本书并非严肃的学术写作，不应过分严格要求，但普拉萨德对第一个陷阱的分析却是切中本书要害，暴露了卡帕罗斯热忱与义愤下的局限性。
对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存在着两种对问题的表述方式：受害者自身的行为导致了自己的处境，或是受害者因某种外在力量而落入当下的处境。近来，一些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喜欢强调受压迫者的“能动性”，这种叙事固然极好地还原了这些群体在真实处境种复杂且丰富的行为，但却更进一步地将改变的责任压在了受害者肩头。卡帕罗斯笔下的饥饿者也如同众多贫穷研究中的人一样，短视、盲目、非理性。历史上，这些抱有同情心的写作经常事与愿违，使人们出于得出穷人的困境源于他们自身的结论。
对个体责任的进行突出，就间接地隐去了更宏观的结构性因素。经济学家的行动者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走到了极致，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路径”所想象的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位虚空中的行动者——这位行动者拥有的一些抽象属性（能力、资源）决定了其实现个人幸福的可能性。然而，具体的人是嵌入于社会环境中的，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贯彻其意志的，是他与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以所有权举例：所有权并不是物主与物间的关系，而是物主与其他人的关系；具体而言是物主阻止其他人使用该物品的能力，这种能力以执法机构的暴力威胁作为基础。对一个身处文明社会中的人而言，贫穷并不是一件纯粹私人的事，而主要是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并且经常存在着结构性的力量挫败他们摆脱贫困的努力。
卡帕罗斯并非没有认识到诸多制度性因素在饥饿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正相反，他在多处点明了私有制、资本主义、暴力机器在其中的角色。如果穷人们挨饿是其他因素导致的，那么研究穷人就只是在以更细致的方式考察问题的结果，而非考察问题的成因或是形成过程。诚如卡帕罗斯所言，饥饿的本质是贫穷、是不平等，但是我们该拿这种本质作何分析？如今不平等研究浩如烟海，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以更加新颖、细腻的方式重新阐释已经广为人知的种种不平等，而这些研究对解决问题几乎无济于事。
但或许是作为新闻记者的习惯使然，卡帕罗斯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耸人听闻的饥饿故事使“饥饿”一词重新获得令人不安的意涵，让饥饿的存在重新触动公众的神经。对于这种策略，普拉萨德同样有着直接的反对：只有在某些群体一旦意识到了问题就会改变行动方式时，建立问题意识才有助于解决问题。而公众对饥饿问题的脱敏大概恰恰源于这一社会弊病久久不愈，也即有效解决方案的匮乏。卡帕罗斯身为国际知名作家，本可以利用他的社会资源深入联合国、政府等机构对饥饿的成因发起直接调研，但他还是选择将接力棒交给可能受到他感染的读者，不失为是一种遗憾。
《驭风男孩》剧照。
从社会学的方法论出发，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理解问题背后的“结构”与“机制”，也就是要追问：哪些要素在规律性地、呈规模地参与问题的制造，这些要素通过何种过程制造出了问题。只有探明问题背后的结构与机制，如何打断并替换掉这种制造问题的机制才能作为解决方案浮现出来。普拉萨德认为，真正有益于做出改变的研究应该将焦点对准“加害者”，无论那是某一群体、某种制度、某种文化亦或是某种社会结构，因为“加害者”才是问题背后的结构，“加害者”如何发挥作用则是问题产生的过程。
读罢《饥饿》一书的读者很容易在卡帕罗斯的叙事中得出两种结论：首先，饥饿问题的根源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解决之道即是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其次，人们缺乏足够的意愿进行激进的变革，因此饥饿问题实际上无解。这与卡帕罗斯的观察与叙事重心有关——他对受害者的苦难处境做出近距离的审视，而放任面目模糊的“加害者”虚焦于视线之外，只做出远距离的批判。要避免空泛的道德批判，就要明确将产生饥饿的众多结构性力量作为研究对象。如果问题根源是指导专家的无知，那这种无知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的？如果罪魁祸首是跨国公司，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免于追责？即使行动意愿真的是解决饥饿问题唯一欠缺的一环，那真正值得被研究的则是：为什么即便问题可以被解决，对行动的动员还是会失败？哪种替代性的组织形式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由于引起关注即是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作者刻意挑选了多种多样的耸人听闻的失败案例，避开了任何成功解决饥饿的行动方案，从而错失了在失败与成功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而案例比较恰恰是社会科学中揭示“事情为何是这样而非那样”的核心工具。即便是在卡帕罗斯所游历的七国内部也存在着值得细究的差异与变化，或许在极端饥饿与轻度饥饿的现场之间就蕴含着问题解决的洞见。
卡帕罗斯在“尾声”一章中以悲愤、沮丧的口吻结束了《饥饿》一书，哀叹消除饥饿的方案之匮乏，构成了本书最大的矛盾与遗憾。
撰文/李博文
编辑/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