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赵长茂论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转自：上观新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征程上，必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高效率配置资源」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强调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党的二十大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
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理念、发展内涵的重大变革。与立足于解决“有没有”问题的高速增长不同，着力解决“好不好”问题的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之后，紧接着指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新发展需要新的经济体制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实践上看，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体现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布局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经济发展轨迹发生重大改变，但制约因素还大量存在，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这些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
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与经济高速增长不同，高质量发展客观要求以高水平体制机制高效率配置资源，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深刻变革既有考核评价体系。
2019年以来，浙江温州龙港利用国务院批准“撤镇设市”的有利条件，通过抓好传统产业升级、积极布局新兴产业等方式，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发
「释放新质生产力」
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应以以下五个方面为重点：
一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就是要在科学把握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产业变革趋势基础上，分类、有序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当下，尤其要注重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二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其发展速度之快、渗透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不断增强的趋势，客观要求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点。制造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领域。通过“数实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可以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
同时，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当下，尤其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
三是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高品质生活性服务需要，也包括高效率生产性服务需要。服务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大的产业，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正在不断深化。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着力解决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物流成本高等问题，畅通经济循环，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一个重点是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同时，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完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
四是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
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科学谋划、适度超前布局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拉动内需、牵引关联产业发展、培育孵化新产业，还可以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释放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应该看到，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各类基础设施协同还不够，综合交通运输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农业和水利基础设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公共卫生应急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需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
五是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指各产业环节和上下游关系的内在稳定性、自主性、柔韧性，在受到外力冲击时能够自我调适、在被强制“脱钩断链”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在极端情况下能够保证基本功能发挥的程度。新征程上，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一是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产业链；二是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既要评估和应对产业链供应链自身链条出现断点卡点、循环受阻等内部风险，也要评估和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重大变化、外部势力恶意断链风险，实施全链条风险管理；三是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四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五是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包括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
「提供动力和支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需要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提供动力和支撑。
第一，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创新依靠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部署。
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
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
第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是高效率配置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比如，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通过政策统筹协调，加强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衔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又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健全预算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再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耐心资本。
第三，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只有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特别是，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赵长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