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躺平不上班，这国政府决定发钱，还给整容费
父亲过世后，韩国人李承泽（LeeSeung-taek）开始了长期的“隐居生活”。
李承泽原本也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挣点小钱，但在别人眼中，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在高度内卷的韩国社会，并不符合通行的主流价值观。除了父亲之外，其他人都觉得他“不求上进”。
然而，唯一理解他的父亲，也在2016年去世，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李承泽向媒体回忆道：“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回避和外界接触，我逃避了。”
“没有我爸在，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干嘛还要费劲尝试？”
李承泽的隐居，并非退隐山林的悠闲自在，而是断绝社会关系，从社会生活中退出。
在韩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有更准确的称呼——孤立青年或者遁隐青年，指那些除了同居家人或工作接触外，与他人基本无交流，长期与社会隔绝，有难事时无求助对象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遁隐在家，长期与外界隔绝/《独自生活的人们》
根据韩国保健研究院2023年5月公布的数据，当下韩国有54万孤立青年。以2021年为准，在19岁至34岁青年群体中，处于孤立状态的年轻人占比达5%，而疫情前这个比例只有3.1%。
这54万人中，更是包括24万人，完全中断人际关系、全面退出社会生活，只待在出租屋或者家里，被称为“隐遁青年”。
面对生育率持续低迷、劳动力老龄化等严峻的社会人口趋势，这些自我孤立或被迫孤立的年轻人，如此摆烂，韩国政府开始着急了。
据韩联社报道，2023年12月13日，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主持召开青年政策调整委员会，称政府将积极采取行动，并公布了《孤立和隐遁青年支援方案》，意在帮助全国54万处在孤立和隐遁状态的青年，重新融入社会。
这已经是这一年来韩国政府两度出手，向“摆烂青年”伸出援手。上一次是2023年4月的法案，一掷千金，发钱补贴，生活费医疗费等一应俱全，为了让年轻人走向社会，甚至连整容费都发。这次的方案，更集中于提供一系列的心理援助。
但，54万人的孤立处境，仅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吗？
主动的“孤立”
柳圣圭（YooSeung-gyu）也有着跟李承泽相似的经历，更曲折，当然，也要更幸运一些。
2019年，30岁的他，和哥哥一起清理了宛如垃圾堆的房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单身公寓。然后，他和一些正努力走出隐居生活的朋友们出海捕鱼。
他对媒体表示：“结束隐居生活后，重新回到海上，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非常清爽之余，又有点不真实，但我肯定，我在这里，存在于这个社会之间。”
如今，柳承圭经营着一家非营利组织，名叫“不可怕”（NotScary），专为孤僻青年提供支持。
首尔市2022年5月调查结果显示，“孤僻青年”的占比约为4.5%
柳圣圭最初想成为一名创作人，他并不想上大学，但在父母的强烈期待下，他不敢袒露心声，最后还是去读了，只坚持了一个月就退学了。
他说：“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错误，然后便开始了孤立生活。”
那时他19岁，第一次与外界断开了联系。之后服兵役两年，又是另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退伍复员后，他依然封闭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任由各种垃圾和物品淹没自己，上厕所都不离开房间。
孤立青年，或者遁隐青年，有个共同点，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达到社会或家庭的成功标准。有些人觉得自己不合群，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传统的职业道路。另一些人则可能是学习成绩差而受到批评，慢慢自动边缘化。
如果把韩国社会比作飞速转动的轮子，一个人要符合主流社会的成功标准、满足家人的期待，就要化身那只停不下来的仓鼠，而李承泽和柳圣圭，都是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仓鼠命运”的人。
巨大的社会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未来，渐渐自我边缘化/ 《学习的背叛》
为了不继续碰壁，他们的选择是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退缩回逼仄的藏身之地。
名叫朴泰弘（ParkTae-hong）的34岁隐居者是这样向媒体阐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自我封闭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当你尝试新事物时，你会感到兴奋，但与此同时，你需要忍受一定程度的疲劳和焦虑。但当你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然而，长期这样做并不好。”
根据韩国保健研究院《保健福利论坛》5月刊收录的“孤立·隐遁青年现况和支援方案”报告，孤立青年在对生活满意度的感受问题上，回答“非常不满”和“不满”的占比44%，感到“有些满足”和“非常满足”的仅为16.3%，整体上处在非常不幸福的状况。
但一个悖论是，非常努力地朝着主流的成功标准狂奔的人，也很难得到幸福。
“努力”的背叛
个体层面，遁隐青年各有各的命运之轮。
但一种整体的逻辑还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被“努力”所背叛，最终，一个无声无息的漩涡，将他们拉进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那么，仓鼠的命运之轮，又是何时开始转动的？
在2016年纪录片《学习的背叛》开头，有这么一段话：“我每天腰酸背痛地坐在课桌前十几个小时，考上名牌大学依然遥遥无期。大人总说我还不够努力，那究竟要多努力，才能考上名牌大学呢？”
名牌大学之前，先得进名牌高中。
纪录片中，为了考上首尔私立高中的叶媛，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补习班门口的小台阶，就是她用来补觉的地方。因为学习太用功，她的手上长满了茧子（握笔导致）和细小的伤痕（试卷划伤），手太疼握不了笔的时候，她会用皮筋把手和笔绑起来，让手腕带动发力，就可以继续写。
十六岁的叶媛，手指上就已经长满老茧/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然后，叶媛如愿考到了首尔的私立高中，成为了当地的“考学奇迹”。但面对可以轻轻松松就能把数学考到满分的“学习怪物”，她的成绩从名列前茅滑到年级倒数。
不想落于人后，就要往各式各样的补习班砸钱，就算最终如愿考进了名牌大学，基于家世和财富的排挤，也会让很多年轻人心态崩掉。家境困难的学生要做兼职赚生活费学费，富人家的孩子则去大企业刷实习履历。
“因为没钱，所以必须去打工；因为没人脉，所以去不了好企业实习；因为没有好简历，所以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做低薪小时工。”
接着，低薪工作造成的物质上的匮乏，进一步限制普通年轻人的休闲活动，他们囊中羞涩，刚好饿不死，也没有职业社群，更无法在稳定性和安全感的庇护下，好好支配自己的时间，规划未来生活。这种处境，助长的是他们对学习、工作和劳动等所有活动的厌恶态度。
在韩国，人们普遍认为家庭经济能力是获得成功的核心要素/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20年的“仓鼠人生”，为了符合社会的主流标准，年轻人毫无选择地接受一种被考试剥夺时间支配感的生活，从小学拼到大学，结果发现“稳定的身份”早就写在DNA里，自己脚下蹬的轮子，原来叫“投胎运气提前决定一切”。
“过度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扭作一团、难舍难分，很难讲清楚谁恶化谁，但这两项，是韩国人自己选出来的不幸福感“杀手”。
人们越来越清楚，卷生卷死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极端内卷造就极端压力，而内卷的尽头，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突破的阶级和财富分配“南墙”。
对于部分年轻人来说，从这种社会法则中退缩回来，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生存手段。
一掷千金的救援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也曾出现类似的群体，“蛰居者”（hikomori），或者俗称家里蹲。
最高峰的时候，日本这个群体超过100万，占到总人口的1%。显然，韩国的54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与之相当，但考虑到韩国当下的人口隐忧，政府不可能不急。
这些宁愿打些零工、或者放弃工作，在家啃老，也要退出主流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让政策制定者焦头烂额的是，现状继续维持下去，韩国可能真的会消失。
“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时，动物首先会停止繁衍，其次是大迁移。”
赵忠祥老师在《动物世界》中贡献的这句经典旁白，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成了大家戏谑上述韩国年轻人处境的箴言热梗。
“停止繁衍”很好理解，全世界人都知道韩国人早以一己之力，成功刷新了全球范围内的最低生育率，目前为0.78%。2022年，韩国实际出生的婴儿数量仅为24.6万人。
至于“大迁移”，指的是韩媒近日所做的调查报道，称韩国20-30岁的年轻人，有56%想移居海外。韩国权威婚姻信息公司也称，年龄在20-30岁的韩国夫妇，有70%以上正在考虑移民。
据韩国统计厅于2023年12月14日发布的《2022年至2072年人口形势展望》报告预测，韩国总人口将从目前的5167万人，降至2072年的3622万人。预测100年后，总人口可能降至1930万人。
韩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向“摆烂青年们”伸出“援手”了。
在一揽子政策工具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性别平等及家庭部于去年4月通过的一项支持性法案。根据该法案，政府会给符合条件的“孤立青年”，提供每月6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371元）的生活津贴，鼓励他们外出交往、重返社会，恢复日常生活。
考虑到失学、有犯罪或行为不端风险、无人监护或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年轻人的申请，政府对青年的其他援助，还包括每年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333元）的医疗费用，每月最高577美元（约合人民币3975元）的学费杂费等，此外，每月的就业支持服务、心理健康服务、文化体验费用，支持额度也都在200美元以上。
如果需要，隐居者还可以申请230美元（约合人民币1584元）的现金支持，用于塑形手术，包括对疤痕、纹身、缺牙或毁容的修复等“一切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与同龄人交往的外形问题”。
一掷千金，不可谓不慷慨。发钱鼓励年轻人出门“玩”，乍听起来，有点美好得不真实。
此外，最新的支援方案称，政府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设立一站式窗口咨询服务，以便随时为相关群体提供帮助。保健福祉部将新增自助诊断评估系统，并推出相应的青年项目和“青年未来中心”，方便当事人或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援助方案。
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在中央层面上，针对孤立、隐遁青年问题出台跨部门对策，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给钱”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参考英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并没有着手解决造成国民压力和抑郁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动用了认知行为治疗来应付表面症状，鼓励社会对心理治疗的盲目迷信。
可知，韩国政府可能也并不想寻找让54万年轻人陷入困境的社会根源，反而想用驴头不对马嘴的救助政策，让那些被错误政治经济政策所害的人，相信自己需要接受治疗，本质是治标不治本。
考虑到在去年5-8月，韩国各地密集发生的无差别袭击杀人事件，经梳理发现，犯罪嫌疑人都是长期过着隐遁生活的年轻人，政府看似大方给予的生活津贴，更像是一笔维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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