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在战火中创办的红色刊物（图）
转自：天津日报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风。彭德怀负责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响应，不仅出台具体执行的文件，还编辑出版了红色期刊《调查研究》，在北方局掀起了调研热潮，在我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调查》出版。在撰写序言时，他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并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眼睛向下，对群众满腔热忱，拜群众为师，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此外，他还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就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他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决定》，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之责。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行山中的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领导着华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工作。负责北方局工作的彭德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当即下达了《关于执行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给各地的指示》，要求所辖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立即成立专人负责的调查研究室，选拔政治素质过硬、文化水平较高、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研究室工作。“为了纠正当时注重一般的社会调查，而忽视了与党的现实斗争联系不够的倾向，并克服对党在华北五年的奋斗经验未能很好地整理与发扬的不足”，北方局还确定了工作计划大纲，将调查的目的确定为总结党在华北五年的抗战工作。这样，调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加突出。
1942年春， 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调查研究》，并将出版发行的时间定于该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
彭德怀
撰写发刊词
为办好《调查研究》，编辑人员纷纷深入基层作调查，他们还请彭德怀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彭德怀欣然应允，挥毫题写了“调查研究”四个大字，这四个行草大字飘逸流畅、遒劲有力。
《调查研究》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为《对症下药──为〈调查研究〉的创刊而写》。据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记载：“1942年4月20日，发表《对症下药》一文，阐述毛泽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要求华北党和军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义。”
在发刊词中，彭德怀回忆了1928年12月上旬，他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在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就听他（毛泽东）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虽然给我一个印象，很不深刻。1931年有些同志讥之为‘狭隘经验论’”，“至1933年，这种‘反狭隘经验论’的讥诮几乎流行得相当普遍。红军政治工作部门之社会调查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就从此每况愈下。到‘五次围剿’时，群众工作传统几乎保留无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时，才又重新恢复，但远不如红军初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
之后，彭德怀在文中回顾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精确的调查，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有，也是个别根据地”。他还提到，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傅钟、左权、陆定一等，着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解，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是闭门造车，以想象代替实际，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要性，并有具体的分工，在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但结果除野战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其余都落空了。其原因是：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不够，甚至为空谈主义者所鄙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的，不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文中指出，主观主义不仅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阻碍了许多同志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也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智识的增进。他认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事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
彭德怀又写道：“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对症下药。这剂药就是医治主观主义、空谈主义，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他痛感自己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攻破自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虚心从小学生做起。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地“去做、去学，虽不敢说会学到、做到如何的成绩，但我坚信只要虚心，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贡献给革命。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子，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学习，群众中有我们的老师。”
走出办公室
深入基层搞调研
为筹备好创办《调查研究》，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和编辑人员各自前往调查地点，深入乡村、集市，走访各类家庭，与当地人们进行交谈，考察当地的基本情况。随后，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经济、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并撰写成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的创刊号上。
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撰写了《几点说明》，大力提倡积极的研究精神，鼓励大胆地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尽一切可能地去了解具体情况。“只有把调查与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秘书主任张衡宇深入到基层、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略论调查工作》。他提出了调查工作中的态度与方法：首先要做到“勤”，即腿勤、嘴勤、手勤；其次要做到“钻”，要在问题里边追问题，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再次要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要具有改造的精神。他还提出在调研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一是选择调研对象问题；二是接近群众问题；三是调查者的政治面貌问题。
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八路军总部秘书杨公素撰写了《敌寇在华北所实行的经济统制》；北方局社会部整风研究室主任郑思远撰写了《敌占区谁们发了财──太南潞城县××村的调查》；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也非常支持调查研究工作，撰写了《青年工作调查研究提纲》。
这些调研文章都很有深度，针对性也很强，涉及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的战争、经济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帮助，并且对于党内一些决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促使根据地出现了实事求是的调研之风。
真实报道剖析
各地调研工作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调研工作在全华北开展起来，贯彻中央的《决定》精神，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调查研究》编辑部决定将调查研究工作在各地的开展状况加以介绍，并提出意见，以供各地参考。张友清在《几点说明》中说：“我们准备经常登载一些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方式的讨论与研究，经验的介绍与总结，同时对于各地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也打算做一些报道与批评。”
为此，编辑部专门设立了“广播室”栏目，专为反映各地调查研究工作情况与交流各地工作经验。该栏目报道了晋察冀、山东、晋西北、晋冀豫、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报道说：自从中央发布《决定》后，已在华北全党引起相当注意，各地区的调查研究组织都已先后建立起来，开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究。如在晋察冀，“调查统计的工作很早就已引起重视，在去年执行统一累进税中，即曾对农村经济情况及阶级关系变化做过比较精密的调查。调查研究工作已经在与各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各种工作中都贯彻着调查研究的精神，这是晋察冀党的各种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晋察冀各种工作所以能够深入的重要原因。这种作风，值得各地党学习。”太岳区党委和太岳纵队在共同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调查研究委员会，各个系统都有人员参加，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研究人员深入乡村作调查，也取得一定成效。
在报道各地调研工作中，编辑部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味地唱赞歌，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报道说：“除个别地区外，一般说来，各地党对于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真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一工作，把这一决定的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还是非常不够的，很多地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偏向。”如在报道山东分局调研工作时写道：“山东分局与各区党已建立调查研究室，各地委、县委均设专门的调查研究员，并已开始搜集敌友我各方面的材料，准备进行研究工作。分局在二月十号，并曾专门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开始布置调查研究工作。”但同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指出“从分局这个指示上看，可以看出下面的几个问题”：一是调查研究计划过于庞大，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没有突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二是计划过于空洞、一般化，只有任务、原则，而没有具体的步骤和方式方法，让下级感到无从着手；三是要求过高，急于求成，没有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是长期的事情，是细致的工作，容易使下级为忙于完成任务而潦草从事；四是没有使调查研究工作与党的领导、任务及各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没有动员全党来重视和实施这项工作，没有把中央的《决定》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结果可能出现为调查而调查、把调研工作当成只是调查研究机关或是几个调查研究员的事情。“不反对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不克服上述的这些毛病，则调查研究工作将只能停止在号召与空喊上面，对党的领导与工作是不会有什么利益的”。
在报道中，刊物还对冀鲁豫分区提出批评，“直至今天，对调查研究工作还没有收到任何报告，这就说明了冀鲁豫的党对于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恐怕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
通过深入细致的报道，北方局各分局、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好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肯定和推广；对存在的问题也点评得恰如其分，被点评者心悦诚服，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
调查研究之风
在华北根据地蓬勃兴起
正当调研工作在北方局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日军却从1942年5月中旬开始，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5月24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张衡宇与《调查研究》编辑部的同事将所有重要文件和调查材料带好，在晚上趁黑夜突围，但在突围中几乎全部遇难。张衡宇只身突围出来后，发现身边的勤务员没有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绕路几十里终于找到勤务员。天渐渐亮了，他们又一次遭遇搜山的日军。张衡宇将勤务员隐蔽起来，掏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将其引开。敌人发现他后，一齐向他射击，张衡宇不幸中弹，长眠于辽县的大山中，年仅35岁。
太行、太岳军民这次反“扫荡”胜利后，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复刊《调查研究》。可是，由于研究室人员在突围中大多牺牲，缺少编辑和调研人员，印刷设备也遭到损坏，《调查研究》最终没能复刊。尽管如此，编辑部剩余的同志们之后又坚持油印出版了几期业务研究材料《调查研究》，对推动北方局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办《调查研究》的前前后后，北方局的各级机关干部在党中央大兴调研之风的号召下，纷纷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风得到很好的遏制。正式的红色期刊《调查研究》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是促进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兴起，一直传承至今，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