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史研究的最新力作
转自：团结报
□ 李吉奎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广州黄埔岛原广东陆军小学、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以故，陆军军官学校又被称为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经过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和1900的惠州起义，已认识到依靠会党反清，难于成事，于是于1903年在日本开办青山军事学校，招收学员进行训练。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鼓励各同志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成城学校或振武学校学习。“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军事部领导国内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等部，从事武装斗争，并在日本举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孙中山从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干革命必须依靠笔杆子与枪杆子。靠笔杆子，体现于他强调宣传的重要性，常引用拿破仑的话“一支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以启示同党；靠枪杆子，就是重视军事干部的培养，以造就革命军的骨干。但是，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孙中山旋起旋蹶，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尤其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兵变，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跼处永丰兵舰，水深火热，亲信四散。待援无望，只得走上海，住租界。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于是另谋出路：与共产国际、苏联及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接洽，经过几度磋商，终于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开始推行“联俄”与“容共”。“联俄”“容共”的最初也是最大的成果，便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成立陆军军官学校。
初创时期的黄埔军校，虽然有以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等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但开局也未能全面推行苏联红军的军事体制，短短半年左右，先后更换了戴季陶、邵元冲两位政治部主任。到了1924年11月，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引进聂荣臻、熊雄、恽代英等人到黄埔军校工作，建立体制，红军化的黄埔军校才走上正轨。
由于国共两党中的黄埔军校教官、学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作为，使黄埔军校饮誉中外，黄埔军校历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党史、国民党军事史乃至国共关系史上，均居于重要的地位。国民党将广州、南京、成都所办军校以及迁台后的凤山军校，均冠以“黄埔”系统，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史料和论著。大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急起直追，也出版了大量有关黄埔军校的史料、论文和著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成果喜人。然而，综观有关资料与著述，无可讳言，尚未见到与黄埔军校历史地位相匹配的一部厚重而完善的《黄埔军校史》出版。有求则有应，事情到了一定阶段，必有转机。现在，读者可以庆幸的是，《黄埔军校史（1924-1927）》作为“岭南文库”丛书之一已出版刊世。
本书作者撰写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学的历史，前三期为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第四至第六期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详叙黄埔军校建校、建军、改组、北伐、在穗终结的方方面面的史事，紧扣国共两党携手办校这一主题，致力于阐述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的关系，认真梳理该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转与质变，并对这所学校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了认真深入的分析探讨。书中融汇了广州大革命运动大量的史事，按史书规范撰写，分五个部分、二十章，约45万字。全书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史料丰赡，观点明确，笔酣墨饱，洵为黄埔军校历史研究之集大成者，堪称这一专题最为厚重之作。
著者从事黄埔军校历史研究已历半世纪，出版多种专著和大量论文，对黄埔军校许多历史问题，均有所思考与研究，并有个人独到的认识。纵览全书，著者写作之着力点，显而易见：一、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二、苏联和共产党人在黄埔建校、建军中的作用；三、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及“党部”制的建立，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展；四、黄埔军校开门办学、学用结合的办学特色；五、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参加平定商团、两次东征、讨伐滇桂军、北伐战争）；六、黄埔军校教官、学生的社会活动（援助工农学生运动）；七、黄埔军校左、右两翼的分化及蒋介石的“军权”扩张；八、国民党及黄埔军校当局从“容共”到反共的演变；九、黄埔军校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影响与辐射。凡此，均为在网罗中外文献，分析诸家短长的基础上，通盘斟酌、经久打磨、着墨尤多之笔。对此，读者读后当有所体认。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史料翔实。著者1964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数十年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广东地方史的征编、教学和研究工作，阅览广泛，对大陆、港台、俄方有关的史料，对黄埔军校的档案、书报，对蒋介石的日记、年谱，以及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口述史、回忆录等，长期搜集，孜孜以求，梳爬数十年，发微显隐，所获甚丰。
例如，书中对黄埔两“会”之争、王懋功事件、布勃诺夫使团来穗、蒋介石的虎门之谋、蒋策划排汪出局的“联席会议”等史事的阐述，均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其中不乏个人所见，言人所未言。书中对黄埔军校的教学情况，放笔而写，特别是对他书涉及不多的第四、第五期的课程设置、教学方针方法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也是重视史料发掘的结果。汪精卫1926年3月25日致张静江函，是一通较为罕见的信函，著者发现于《马叙伦自述》一书，并在“中山舰事件”一章予以引用，从而对汪、蒋关系破裂的细节，作了深度揭示。所有这些，均可见其搜寻之勤，揭蔽、发覆工作之细致。
此外，著者与黄埔军校人士（在世教官学生及其亲属）、学界和文博界人士及关注黄埔军校历史之社会人士交往密切，经常切磋，互证互补，从中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并推进了对黄埔军校史事的研究。特别是，书中就共产党人参与黄埔建校建军的实践对于中共早期军事政治干部的养成，对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影响、作用和意义，作了严肃、认真的分析探讨，观点颇有见地。这尤为难得，也是著者立意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图书简介
近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之一，按照史学规范撰写的黄埔军校史新作《黄埔军校史（1924-1927）》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纪念黄埔军校成立100周年。
该书是中共党史研究权威学者曾庆榴先生的力作，作者充分利用海峡两岸暨香港以及俄方大量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等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的创建、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其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该书以黄埔军校史为中心又不囿于校史，全面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波澜起伏、波诡云谲的历史画卷。在深度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性的同时，论证严密而新见迭出。
在黄埔军校“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党部制”和军校训练科目等目前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作者均有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