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 继往开来——评《伟大的中华文明》
转自：光明网
作者：曾建平（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既有器物的文明，也有制度的文明；既有物质的文明，也有精神的文明；既有以文学为代表的文明，也有以艺术为代表的文明。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文明形态中超脱而出，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来俯瞰中华文明的整体样貌，既需要宽容的心胸，也需要独到的眼力。可以说，《伟大的中华文明》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
读罢书名便可以知道，该书是以宏阔的视角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加以整体性把握。从逻辑框架和叙述方法上看，该书表现出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呈现特点，它们构成了该书写作遵循的基本理念。
中华文明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都可以给出答案。但从哲学的角度来叩问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无疑是一个创新的想法。该书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存在于神话叙事中，存在于历史叙事中，也存在于哲学叙事中；存在于过往的危机叙事中，同样存在于延续至今的现代化叙事中。中华文明历史上出现的优秀人物，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大地上存在的文物古迹、文献古籍等，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物质标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特别是那些能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大事件，体现中华文明发愤图强精神的大事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中华思想文化中特有的哲理、文学艺术等语言产品，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在悠久的历史中，灿烂的文化、多元的风俗、革命的精神，乃至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等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这种着眼于历史的思考，是该书的特色，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对历史上文明形式和内容的分门别类的归纳，而是试图阐释这些文明史上的闪光点所体现的精神价值。
中华文明独具的特征，不仅表现在中华文明所表现的独特精神标识上，而且表现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科学概括。作者的论述，有力地论证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何以成立。可以说，该书从前至后，都遵循了对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内在把握。比如，第一章论述中华文明的叙事体系时，就意在展现中华文明在神话叙事、历史叙事、哲学叙事、危机叙事、现代化叙事中所体现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再如第五章，在论述中华文明的文明观时，就分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和统一性。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思路：在对中华文明叙述的内容中呈现中华文明的特性，从而避免了在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展现中可能存在的形式化和机械化。
文明是历史，也是未来。对中华文明的书写，既是对中华文明既往的追溯，也是对中华文明未来的期许。“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支撑，而且在于其能行稳致远、持续发展而越来越辉煌。该书的特点是，既有对中华文明历史角落的深探，也有对中华文明广阔前景的展望。这种对既往追溯和对未来期待的融通，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融会贯通，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路。
文明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同时，文明又是人的文明，代表文明前进方向的优秀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是文明的继承者，也是文明的创造者。从该书的逻辑框架看，作者一方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其连续性发展中的历史必然，表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创造中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及劳动人民的伟大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文明更是呈现出某种主动发展、全面发展的态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整合性、推动性、领导性贡献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历史主动性发挥作用的必然。
近年来，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在学界成为关注的热点。对“中华文明”，学界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但其含义自明，该书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解读或许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视角，希望这项研究把中华文明的研究视域推向更广，并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走深走实。《伟大的中华文明》正是这种理论深入和资源发掘双向作用的成果。该书凝聚了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心血，是一项视野开阔、史论结合，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可以说，该成果思想性、创新性、科学性突出且相互支持，建构了一个观点正确、逻辑严谨、论述有据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事实和理论相结合的体系，它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野，而且丰富了文明的研究内容，拓展了文化史的研究范围。
该书使用了独特的话语系统，并建立了具有自身研究特色的篇章结构和逻辑体系。该书的各章都涉及中华文明的总貌，对中华文明的呈现覆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不仅是一次理论触角对中国历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全范围的深刻探察，而且其过程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践行了经验立场与超验立场的辩证统一，实现了经验与超验、历史性与超越性、自然性与理想性之间的辩证和解与良性互动，从而开辟了以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观察中华文明的新视角。
文明是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根本方面，人的历史性存在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文明的延续性。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不断的文化血脉本身就携带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文化基因，这种文化记忆和文明形态将始终伴随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立身处世。《伟大的中华文明》正是这种文化基因起作用的结果，也是作者对这种文化基因的自觉继承，并终将成为这种基因后续的桥梁。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6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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