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一个与世界积极互动的中国
日前，国际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矶崎新首个聚焦中国项目的研究展“矶崎新：一个世界公民眼中的中国”在成都红印艺术中心新馆举行。展览以模型、建筑图、版画、装置、影像等多种媒介，精选矶崎新过去近30年间在中国所做的12个项目，深入探讨“世界语境”中矶崎新的“中国实践”。
在本次展览策展人、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建筑师朱涛看来，矶崎新是一个超越国族界限的“世界公民建筑师”，同时他一生热爱中国文化，也持续关注中国现当代社会的转变。矶崎新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实践，彼时中国正开启疾驰的城市化进程。在之后近30年间，他针对每个项目，都努力尝试用创新的空间语言，回应中国的传统于当下的巨变，并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矶崎新在中国的作品已经构成一组精彩绝伦的‘群岛’。‘群岛’间遥相呼应，共同彰显的是一个世界公民眼中的中国，一个多元、开放、珍爱传统、放眼未来、与世界积极互动的中国。”朱涛说。
成立上海工作室，每两个月来一次中国
矶崎新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征集成为他在中国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其方案获得业内人士一致好评。尽管最终没能中标，他却对中国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兴趣。
如果以“建成”的标准来看，矶崎新在中国的“处女作”则是深圳文化中心。该中心包括图书馆和音乐厅，起初为两个独立项目，分据南北两个地块，中间隔着一条城市道路。矶崎新大胆突破了任务书要求，将图书馆和音乐厅设计为几近南北对称的两翼建筑，并通过空中平台和地下停车场，跨越城市道路将二者联结起来，形成一个长达300米的复合文化设施。
项目历经数年建成后，周围已是车水马龙，其地标形象、城市尺度和丰富的建筑要素呼应了深圳市中心迅速成长的城市风景。朱涛介绍，矶崎新在遵守对称性总体格局的同时，根据不同功能赋予了建筑局部多样的形态、材料和色彩。例如，在人工平台连接的两大玻璃入口大厅中，配置了一对雕塑性的巨型树状结构——“金树银树”，支撑起两个壮丽的共享大厅，并映射出“过去—未来”“新生—废墟”等相互缠绕的意象。
中国，后来便成为晚年矶崎新最重要的建筑实践场所之一。本次展览重点呈现了矶崎新在中国的12个建筑和城市设计项目，其中“已建成”的除了深圳文化中心，还有上海喜马拉雅中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交响音乐厅、大同大剧院、湖南省博物院等；而“未建成”的项目，则包括上海世博演艺中心竞标案、国家大剧院竞标案、深圳国际交易广场竞标案等。
这意味着晚年矶崎新成了“空中飞人”。出生于上海的建筑师胡倩，1997年进入日本矶崎新工作室任职，2004年两人共同创办矶崎新上海工作室。她说，上海工作室成立后，矶崎新几乎每两个月来一次中国，他的建筑实践与理论持续不断地影响中国的城市建筑和文化艺术领域。
在四川，矶崎新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两度为建川博物馆主持设计，一是位于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2015年建成开放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日本侵华罪行馆”，二是西昌建川电影博物馆聚落“世界电影发展馆”。
对于前者，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希望“完整、冷静、理性地记述日军行为，完全用日军的文物来还原历史”，并且“请一位日本设计师来设计这个馆”，因而辗转联系到矶崎新。作为反战人士，矶崎新答应下来，他先后七次到访四川，完成了一座巨大的青灰色流线型建筑物，其自带一种肃穆感和厚重感，波浪般的弧线结构让人联想到浩荡奔流的历史长河。
尽管在日本招致不解乃至攻击，矶崎新仍表示：“这是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为了两国能长期和平共处。”“日本侵华罪行馆”展出了1万余件文物，包括日军士兵的300封家信，矶崎新感慨：“这些日本士兵在国内也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这更应使我们反思战争的根源。”
就像建筑师们的“精神宝库”，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分析
矶崎新与中国的关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1983年，由他设计的日本筑波中心大厦建成，在一代中国建筑学子中引起大量关注。1986年毕业于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后并入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建筑师、艺术家李巨川就是其中一位。
“我大二开始上建筑设计课时，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外刊室看日本建筑杂志，有一天就被这个建筑吸引了。”当时，因为英语水平有限，李巨川并不了解矶崎新的想法，甚至不知道大楼前方的月桂树雕塑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他从中获得的启发是，即使完全采用西方的形式，非西方建筑师做出来的建筑也必然带着民族的气息，必然不同于西方。“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就是创作时完全不需要考虑民族特征、民族风格之类的事情。”
这样的“误读”，从侧面证明了矶崎新在中国的影响力。重庆大学教授、深圳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汤桦觉得，对建筑师而言，矶崎新就像一个无穷无尽的“精神宝库”，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分析他。
上世纪80年代初，汤桦在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本科，他的毕业设计主题是“航空港”。“我们这一帮小孩连飞机都没有坐过，对于如何设计航空港一点概念都没有，仅仅是来自指导老师和为数不多的教科书、资料。”
除此之外，汤桦的灵感源泉还有矶崎新的作品。当时，他特别喜欢矶崎新在家乡大分县完成的第一个作品——大分县立中央图书馆，“这个房子在我心里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就用矶崎新的大分元素和形式感觉，做了一个航空港草图。这是我在大学本科时期对矶崎新先生的致敬。”
后来在硕士论文中，汤桦援引矶崎新的观点，用以佐证建筑设计思维的开放性。上世纪90年代，汤桦在深圳设计的南油文化广场就有很多元素，东方的、西方的，圆形的、方形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被集合在一个地方，成为上述思想的一种投射。1994年矶崎新来深圳时，汤桦将他带到南油文化广场施工现场，两人的合影如今还一直摆在汤桦的办公桌上。
胡倩说，矶崎新乐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整合建筑师群体的力量，聚集能者，提携后辈，在中国同样如此。2004年前后，矶崎新与刘家琨、许江、李小山等建筑师、艺术家在南京促成了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吸引了24位国际国内活力建筑师参与，旨在促进国内外建筑艺术交流，推动建筑艺术发展，创造一个融建筑与其他艺术于一体的国际化建筑艺术世界。
“正是这种文人情怀和气度，使他获得了大家的尊重，一呼百应。”2023年1月4日，在矶崎新的追悼会上，胡倩代读了中国建筑艺术界评论家王明贤的悼词：“1990年代以来，矶崎新先生对中国青年建筑师的无私支持，令人感动。30年来中国实验建筑的发展，也和先生的关心帮助分不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读书越多，越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
本次展览研讨会的海报，以及展厅入口处墙面的背景，都用了同一张矶崎新的背影照片：矶崎新独自伫立在杭州西湖边，眺望烟波浩渺的湖面。
晚年的矶崎新，持续近三十年深度参与中国发展进程，除了创作出一批杰出的建筑作品外，他还广游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频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结交众多有趣的人，深刻感悟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巨变。
这与矶崎新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矶崎新成长在一个日本的汉学家庭，祖父、父亲和他们的“朋友圈”均对汉学造诣深厚。他自己也常说研究日本文化，绕不开中国，读书越多，越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
此次展览结尾处的墙面上，有一段矶崎新的汉字书法手迹，内容为《庄子·应帝王》的几句话：“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胡倩说，2001年矶崎新70岁时，有一天让她帮忙研墨，写下“七十不逾矩”几个大字。晚年矶崎新一直以文人士大夫的标准要求自己，繁忙中不忘操练琴棋书画。
在建筑老本行上，矶崎新更是对中国兴趣浓厚。沿着梁思成、林徽因曾走过的路线，矶崎新探访过五台山，体会唐宋建筑的辉煌；在浙江天台山，他探寻禅宗如何东渡日本，影响日本佛教；在西安，矶崎新与梁思成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先生对谈。张锦秋说，从未想到一个外国人对梁思成有如此独特深刻的见解，深受感动和欣慰，认为梁思成先生的思想并未湮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多日本人对苏州、杭州充满文化向往。矶崎新也多次参观苏州园林，尤其是拙政园，意图找到它与日本京都桂离宫的内在联系，还把这些思考体现于著作《建筑的日本性》。
2004年第一次来安仁镇时，矶崎新对住进老公馆格外向往。当时，老公馆陈设还很简陋，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樊建川不得不在自己位于老公馆的办公室里安放进一张简易床铺，并放置了一把夜壶，方便老人起夜。“那次条件差了点，但心情很激动啊。”矶崎新后来回忆时说道。
让胡倩印象深刻的是，矶崎新对中国各种菜系同样涉猎广泛，并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懂得欣赏美食是审美的重要部分，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化的尊重。”胡倩经常带着矶崎新，走街串巷尝试各种中国食物，乐此不疲。从东北的蚕蛹到四川的折耳根，从甘肃的羊肉到江南的干丝，无论高级餐厅还是苍蝇小馆，他都抱有浓厚兴趣。
2019年5月25日，矶崎新身穿中国长衫，在巴黎凡尔赛宫领取了当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胡倩说，关于中国建筑和中国城市，矶崎新在其自身中国文化底蕴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探索积极回应了中国传统与当代结合的命题之解，同时寻求具备中国特色的未来城市建筑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