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的文明交响

2024-09-06 07:00:26 - 媒体滚动

转自:河北日报

北纬四十度的文明交响

北纬四十度的文明交响

□王双洪

北纬四十度是一条地理带,长城与这条地理带相生相依,成就彼此;北纬四十度亦是一条文化带,不同族群、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在它的南北两侧相互渗透,最终走向融合。学者陈福民的著作《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以中华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这一地理带、文化带为纬,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几千年来中华地理版图、精神版图的形成过程,是长城故事的另一种讲法,是文明互鉴的又一种典型,是民族共同体叙事新的讲述。

作者的写作是一次探索,他从一个地理概念出发,以文学的形式思考历史、民族和文化问题。他从文学从业者的角度,进行了一次跨越地理、历史、地缘的写作。

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了从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这近两千年的时空中已被充分想象过的历史人物。他处理历史史实十分严谨,将涉及的史实在相关历史著作中反复爬梳,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

作者讲述的有些内容看似闲笔,实则不闲。比如今天京藏高速的一段恰好坐落在北纬四十至四十一度地理带上,比如以善恶忠奸品评历史人物的民间史观对正史理解的影响等。作者行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话题沉重,但他穿行得极其自然,娓娓道来,一曲文明交响的乐章徐徐奏响。

《北纬四十度》由11篇相互独立同时又有内在关联的文章构成。开篇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遗址之一——赵国北长城讲起,这是中国北纬四十度文明交响的序章。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筑的长城绵延在北纬四十度的这条边境线上,为定居的中原民众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生存保障。然而赵武灵王的贡献并不仅于此,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文明交流的崭新篇章。

在漫长的历史中,早期定居中原的民族相对于所谓的“胡人”“夷狄”有着先天的文化优越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民族就没有自己的制度礼仪和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因生存环境而千差万别,作者在文中指出:“文化与文明之间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而互取其‘宜’。”赵武灵王改革、易服,肯定了游牧民族骑兵文化的优势,“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改革举措,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

然而,北纬四十度一线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却并非润物无声,很多时候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北纬四十度,自古就是中原定居文明的安全线。汉高祖刘邦曾率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遭遇白登之围,不得不与匈奴议和得以脱困。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定居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首次正面对话。这条定居文明生命线的安全无虞,要等到后来的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中原定居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北纬四十度安全了,而游牧文明的补给线,却不得不向更高纬度的西北方迁徙。汉王朝承袭秦朝郡县制,中原定居文明形态趋于成熟。汉武帝时期的军事胜利,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赢得了保障,也为不同文明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然而强弱有时,大约400年后,北纬四十度生命线再次受到冲击,在匈奴、羯的轮番打击下,西晋灭亡,司马氏南迁建康(今南京)。在此期间,北纬四十度上的长城一线,丧失了存在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时南迁的游牧民族,越过了这条线,向更南方进攻,先后在长江以北建立过16个或长或短的政权。作者指出,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原汉文明与游牧文明彼此交集融合的大时代”也随之到来。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继而南迁。北魏孝文帝改革,“易服”“变语”“改姓”,他的视野不再是本民族,而是全天下。作者指出,这次改革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样,“流动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

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与大唐军队的交战,是北纬四十度上的梦魇。到了宋代,幽州更是中原王朝永远的痛。夺取燕云十六州,签订澶渊之盟,契丹建立的辽国在战马嘶鸣之间,从制度到文化,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北纬四十度以南中原的影响。而北方民族一旦突破北纬四十度进入中原,他们曾经冲破的防线,立刻成为需要守护的生命线。而每一个越过北纬四十度到更南方定居的游牧民族,也势必面临另一种压力。那就是既要面对和适应从游牧到定居的生活方式转变,又要思考如何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与中原文化对接融合,北魏、辽、元莫不如此。

北纬四十度的故事,作者讲到17世纪末。大清王朝的建立,让长城的雄关失去了地理区隔的实际意义。热兵器的出现,使得游牧民族的彪悍和速度逐渐失去优势,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北纬四十度意义上的战争在乌兰布统结束了。

北纬四十度,有过金戈铁马、悲欢离合,有过安宁太平、幸福祥和,“从北纬四十度南下的凛冽寒风与得得马蹄,都渐渐被和煦轻盈所感动,所熏染”。

如果说北纬四十度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那主旋律一定是交流、融合和民族间的取长补短。而北纬四十度南北的此消彼长,则是交响中的变奏。这变奏让乐章荡气回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文明的交响最终归于和谐畅快,如行文即将结束时作者所言:“定居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人都渐渐变成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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