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与罗翔：一颗鸡蛋引发的犯罪
12月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在一场活动中讨论了市场经济与法治，引起关注。
他们所举的例子是，张三经行贿获得了购买一颗鸡蛋的资格，通过市场价值买了这颗蛋。多年后，蛋生鸡，鸡生蛋，这颗蛋变成了大型养鸡场，养鸡场又变成了大型游乐场。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惩处这种情况，应该罚没多少？
大部分人认为，由于张三在初始程序违法，应罚没整个养鸡场。
作为当红法律专家，罗翔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罚没，属于消极一般预防理论，不仅有些学者认同，而且有些地方也是这么做的。
所谓消极一般预防，通俗来说，就是威慑，杀一儆百。通过违法犯罪手段所获得收益，无论最后增值多少，都要予以罚没。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威慑民众。
但有人问，若罚没整个养鸡场，是不是无视了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智力和机遇的成本呢？
这是一个经典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的问题，也是现实中企业经常遇到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所谓企业家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钱颖一在20多年就开始思考前这个问题，他在2003年出版了《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2018年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再版。
钱颖一重点讨论了经济改革中的五个关键关系——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权与分权、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法治。
在梳理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发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搞不好主要是管理得不好，是管理落后的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则认为，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权问题，而不仅仅是管理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认识再度上升到新阶段，认为产权背后存在一个法治问题。
那么，法治究竟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以“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过度规制应减少”为例。比如，一些科技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高科技开发中热衷于搞高科技含量认定。据说，某一应用软件经过三年才被认定为高科技。
这种看似规范的管理，其实成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甚至注册的种种障碍。相反，随着“规范化”一词在不少场合被滥用，却成为过度规制和政府任意干预的时髦的护身符。
相比之下，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印度，都在放松规制，减少政府干预。近年来印度软件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明证，其软件出口一项已超过其GDP的1%。
这样一对比，不免令钱颖一忧虑。
他指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首先是政府与经济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绝不能层层政府搞“宏观调控”，个个部门都“加强管制”。
事实上，一些政府部门是打着“全面加强管理”的旗号搞大规模的“造租”活动以谋取自身的利益。我们不能一方面大力打击腐败，而同时又为造租和寻租创造条件，从而为腐败开新的方便之门。这样下去的话，那就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了。
在钱颖一看来，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差别在于，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制度基础的。但法治不是以法律多少来界定的。如果对经济人活动限制的法律过多，而限制政府任意行为的法律过少，那就不是法治国家，也不会有可持续的好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今年7月，国家发布了“民营经济31条”，关照了种种现实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了民企信心。
我们要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但要注意的是，法治既要用来约束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也要用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钱颖一强调，要给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的是一种法律上公平公正的环境，并非是法律上的特别优待。
而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钱颖一表明，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回到张三与鸡蛋的问题，钱颖一的观点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注解——
市场经济是一个民众参与、分散决策的过程。而民众预期是决策的前提，只有在规则明确的条件下，民众才能有合理的预期。如果是普遍性违法和选择性执法的话，就会导致规则的任意性，民众就不可能有合理的预期，市场就不可能良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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