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成｜阿奎那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注疏、版本、翻译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意]托马斯·阿奎那著，黄瑞成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202页，248.00元

《哲学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黄瑞成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355页，72.00元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黄瑞成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485页，69.00元

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注疏”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1275）是中古经院哲学集大成者，他融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于一炉，成为中古神哲学之最高峰，“从精神上为欧洲奠定了基础”（约瑟夫·皮珀[JosefPieper]语）。托马斯·阿奎那全部著述，可分为“哲学”与“神学”两端，其“哲学”著述主要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注疏”。在其生命最后数年间（1266-1273），托马斯·阿奎那集中注疏亚里士多德十二种，成为欧洲拉丁语传统接纳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史典范，兹按撰述时序列表如下：

托马斯·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注疏”，中古以降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研究之必备，晚近有哲学家海德格尔、希腊哲学专家舍利（PaulShorey）、政治哲学家雅法（HarryV.Jaffa）等学者极高评价。海德格尔在论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时指出：“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新扩展（注疏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他自己的哲学的问题提法，就以这些注疏为依据）和重新吸纳。科学的神学的可能性。《神学大全》（Summa）。基督教－普世信仰内容与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古代哲学形式之间的和谐。”（［德］马丁·海德格尔，《哲学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可见，所谓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信仰的综合，正是通过其“亚里士多德注疏”实现的，也正是其“亚里士多德注疏”将古代和中古这两位“大全式的”思想家联系在了一起。舍利认为，“如果要我选择，交给一位亚里士多德学生托马斯的注疏，还是某个亚里士多德解释者的书，我会选择这位中古经院学者，因为他在感知方法上更富教益，更少误导和迷惑学生之可能”（PaulShorey,PlatonismAncientandModer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38,p.90；亦参VernonJ.Bourke,“TheNicomacheanEthicsandThomasAquinas,”inSt.ThomasAquinas1274-1974:CommemorativeStudies,forewordbyEtienneGilson,PontificalInstituteofMediaevalStudies,Toronto,Canada,1974,pp.239-260）。雅法则指出：“并非没有理由这样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在托马斯的注疏中甚至要比原著本身更易于理解。确定无疑，在现代还没有谁，也许从托马斯以来就没有谁，有他精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他将此宏伟大厦中的每一要点与其他要点联系起来的惊人能力。”（HarryV.Jaffa,ThomismandAristotelianism:AStudyoftheCommentarybyThomasAquinasontheNicomacheanEth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2,p.6）

托马斯·阿奎那坐在柏拉图（右）和亚里士多德（左）当中，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Gozzoli）绘《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胜利》（TriumphofSt.ThomasAquinas, 1471），巴黎卢浮宫藏。

“亚里士多德注疏”的版本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版本，海德格尔在1926年夏季学期马堡讲座讲课稿《哲学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中，列举了托马斯·阿奎那“四大全集”：“一，威尼斯本（Venedig），1745-1788年，二十八卷；二，帕尔玛本（Parma），1852-1873年，二十五卷；三，巴黎本（Paris），1872-1880年，三十四卷；四，利奥本（OperaOmnia,durchLeoXIII.1882,Leonina）。”海德格尔在此特别对“利奥本”作出评价：“尚未完成，且不无瑕疵”（Nochnichtabgeschlossenundauchnichteinwandfrei,《哲学史》，45页）。同年，海德格尔又在1926/1927年冬季学期马堡讲座讲课稿《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就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十二卷义疏》，首推“帕尔玛本”（《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庸之道：作为方法大师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的划分；关于《形而上学》的版本和评注”一节中，在“评注”部分，海德格尔将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十二义疏》[Thomasv.Aquin,InXIIlibrosMetaphysicorum{Aristoteliscommentarium}.Operaomnia.Parma1852ff.Bd.XX,S.245-654]，作为第二种“评注”，列于阿佛洛狄西阿斯（Alexanderv.Aphrodisias）《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评注》[InAristotelisMetaphysicacommentaria,ed.M.Hayduck,Berlin1891]之后；默尔辛[HermannMörchen]的课堂笔记显示，海德格尔对“帕尔玛本”托马斯·阿奎那全集中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十二卷义疏》的评价是“极为重要”[sehrwertvoll]）。我们知道，“利奥本”中海德格尔当年可用的“亚里士多德注疏”，只有十九世纪成就的六种：卷1.1《〈解释篇〉义疏》（1882;1989ed.R.-A.Gauthier），卷1.2《〈后分析篇〉义疏》（1889;1989ed.R.-A.Gauthier），卷2《〈物理学〉义疏》（1884），卷3《〈论天与地〉〈论生成与败坏〉〈论天象〉义疏》（1886）。“亚里士多德注疏”其余各卷中——卷45.1《〈论灵魂〉义疏》（1984,ed.R.-A.Gauthier），卷45.2《〈论感觉和可感之物〉〈论记忆和回忆〉义疏》（1985,ed.R.-A.Gauthier），卷47.1-2《〈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1969,ed.R.-A.Gauthier），卷48《〈政治学〉义疏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卷目提要》（1971,ed.R.-A.Gauthier），均成就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而卷46《〈形而上学〉义疏》迄今未校成出版。

由上述可知，高梯耶（René-AntoineGauthier,O.P.）是“利奥本”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文本校勘的主要担当者。然而，亚里士多德专家布克教授在论及由高梯耶主持的“利奥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文本时指出：“利奥本长篇拉丁文‘前言’，由高梯耶编写。‘前言’尽管十分周全，却引发了诸多新难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解答，或许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新版本的文本，与《义疏》早期印本的常规文本有很大不同。对比某一关键章节的读法，如卷六节4解释审慎的部分，表明‘利奥本’文本有十多处重大变化，几处整句或片语的构成，在旧版本中是没有的。这种做法意味着，今后对这部义疏的研究，必须得以利奥本为基础；但它很可能算是利奥本中编辑最好的一部圣托马斯著作了。”（VernonJ.Bourke,“TheNicomacheanEthicsandThomasAquinas，”inSt.ThomasAquinas1274-1974:CommemorativeStudies,p.239）布克的批评溢于言表：增删改易传世文本乃古籍整理之大忌，想必中西概莫能外。既然经过改易的“利奥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成为“利奥本中编辑最好的一部圣托马斯著作”——如前所述，十九世纪成就的六种“利奥本”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文本，在海德格尔看来“不无瑕疵”——那么，“利奥十三世钦定圣托马斯全集本”（SanctiThomaedeAquino:OperaomniaiussuLeonisXIIIP.M.edita.Romae）中的“亚里士多德注疏”，距公认的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权威文本尚有距离。

“玛丽埃蒂版”

事实上，就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而言，西方学界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文本，就是二十世纪中叶由斯比亚齐教授（P.Fr.RaymundiM.Spiazzi,O.P.）等学者校勘的“玛丽埃蒂版”（EditionsMarietti），此版各卷“亚里士多德注疏”文本，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文；第二部分是托马斯·阿奎那义疏，篇幅为贝克本（AugustImmanuelBekker）亚里士多德希腊语文本或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文的十倍。一个广为接受的说法是，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不通晓希腊语，其“亚里士多德注疏”所依据的文本，据信是出自“古译家”威廉（GuillelmodeMoerbekedeBrabantia）的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本，甚至这个译本就是在托马斯·阿奎那本人的直接敦促下完成的，换句话说，“古译家”威廉的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本，首先是为托马斯·阿奎那注疏而作。关于“古译家”威廉与托马斯·阿奎那注疏所依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本之关系的争议（St.ThomasAquinas1274-1974:CommemorativeStudies,p.240-242），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托马斯·阿奎那注疏所依亚里士多德拉丁语译本的译者，如果不是“古译家”威廉，不妨认为他就是一个叫“威廉”的“古译家”。“古译家”拉丁语译本所依希腊语原始文本不详，但他的拉丁语译本以“足、精、旧”之特点，中世纪以降一直是亚里士多德希腊语文本校勘所采用的权威参照本之一（Γ本）。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托马斯·阿奎那注疏文本看，他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不通希腊语。

“玛丽埃蒂版”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文本结构体例，具有如下特点：一，每卷和相应各讲前有“概要”（SummaLibri）和“提要”（Synopsis），附以与“第一部分‘古译家’拉丁语译文”（简称“文本”）自然段和“第二部分托马斯·阿奎那义疏”（简称“义疏”）小节相对应的编码；二，“文本”以自然段顺序编码，附以贝克本“亚里士多德全集”通行编码；三，“义疏”以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段的小节顺序编码，文中以直接省引“文本”内容方式引出“义疏”，随附一一对应的“文本”段落编码。这些体例特点，深刻呈现了托马斯·阿奎那“义疏”的学术品质，具有极强学术功能，这是其他版本譬如“利奥本”无可比拟的。

“亚里士多德注疏”的现代译本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现代译本，可略述如下：一，法译本始于十九世纪，后由加拿大拉瓦尔大学（LavalUniversity）佩列蒂耶教授（YvanPelletier）等学者主持翻译，在“天使博士研究所”（InstitutDocteurAngelique）“天使博士计划：圣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翻译与出版”（ProjetDocteurAngéliqueTraductionetPublicationdel’ŒuvredeSaintThomasd’Aquin）支持下，于2019年全部译成。二，英译本始于1950年代，迄今十二种注疏均有全译或节译本问世，仍有重译正在进行当中。三，德译本始于1937年，但仅《〈论灵魂〉义疏》有全译本（1937;2012），节译本有《亚里士多德义疏“序言”》（1993;2014）、《〈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十义疏》（2014）、《〈政治学〉卷一义疏》（2015）和《〈形而上学〉义疏》（2016-），显然远未完备。（DieSeele.ErklärungenzudendreiBücherndesAristoteles„ÜberdieSeele”,vonA.Mager,Wien1937;Neunkirchen-Seelscheid2012.ThomasvonAquin,PrologezudenAristoteles-Kommentaren,vonCheneval/Imbach,VittorioKlostermann1993.ThomasvonAquin,SententialibriEthicorumIetX-KommentarzurNikomachischenEthik,BuchIundX,vonM.Perkams,Freiburg/Br.2014.ThomasvonAquin,SententialibriPoliticorumI-KommentarzurPolitikdesAristoteles,Buch1-SententialibriPoliticorumI,vonA.Spindler,Freiburg/Br.2015.ThomasvonAquin,KommentarzuAristoteles’Metaphysik.Lateinisch-deutsch.ErstedeutscheÜbersetzungin10Bänden,herausgegebenvonK.Obenauer,Neunkirchen-Seelscheid2016ff.）四，中译本已有孙振青《亚里士多德形上学注》（明文书局，1994年）和黄涛《〈政治学〉疏证》（华夏出版社，2013年）两种，有据拉丁语文本加以完善之必要。

所谓“九译旁行方著录”：拙译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据“玛丽埃蒂版”为底本，参考“利奥本”，对照贝克本亚里士多德希腊语文本，参照“牛津古典本”（OxfordClassicalLibrary）、“托伊布纳本”（BibliothecaorumGraecorumetRomanorumTeubneriana）、“洛布古典本”（LoebClassicalLibrary）《亚里士多德全集》和吴寿彭先生亚里士多德诸译本（商务印书馆）、苗力田先生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亦参其他亚里士多德中译本和研究著作，参阅已有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法、英、德、中译本，将“古译家”亚里士多德拉丁语“文本”和托马斯·阿奎那“义疏”同时译出，尤不惮繁复为关键词随附拉丁语原文，以备读者查证，力求成就一套信实可靠的中古“亚里士多德注疏集”中译本，同时完成十二种新的亚里士多德中译本，裨益汉语学术事业。

《尼各马可伦理学》及其“古代注疏”传统

亚里士多德是为西方文明传统奠定“知识/科学”基础的人，他在《形而上学》（1025b25-26）中，将人类的全部理智活动区分为“实践”“制作”“理论”三大类。从属于“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作为通过教化来塑造“有德之人”的学问，既是其“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具体运用，又是由其“制作哲学”（诗学和修辞学）过渡到其“政治哲学”（家政学和政治学）的要津，而且本身就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知道，古代亚里士多德注疏家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专指《尼各马可伦理学》，可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三大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和《大伦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传世全部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同样居于核心地位，当非过分之辞。

《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美］特西托勒著，黄瑞成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自二世纪迄于十四世纪，古代《尼各马可伦理学》注疏家代出，成就了蔚为壮观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传统。按照现存注疏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将《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分为“希腊注疏”和“拉丁注疏”。“希腊注疏”有五种：阿斯帕西（Aspasius[Aspasii,InEthicaNicomacheaQuaeSuperuntCommentaria,ed.GustavusHeylbut,Berolini,1889]）、赫利俄德（Heliodrus[Heliodori,InEthicaNicomacheaParaphrasis,ed.GustavusHeylbut,Berolini,1889]）、亚历山大（AlexanderAphrodisiensis[AlexandriAphrodisiensis,Quaestiones,EthiconProblematon,Ed.I.Bruns,Berolini,1892]）、欧斯塔提（Eustratius）、匿名者和米歇尔（MichaelofEphesus）各一种（EustratiiEtMichaelisEtAnonyma,InEthicaNicomacheaCommentaria,ed.GustavusHeylbut,Berolini,1892）。“拉丁注疏”有四种：阿威罗伊（Averroes）一种（Averroes,AristotelisoperacumAverroiscommentariis,Venice,1562–1574;repr.FrankfurtamMain,1962.MiddleCommentarytotheNicomacheanEthics,ed.JerzyB.Korolec,“MittlererKommentarvonAverroeszurNikomachischenEthikdesAristotles,” MediaevaliaphilosophicaPolonorum31[1992],61–118.In:IstvánPieterBejczyed.,VirtueEthicsintheMiddleAges:Commentarieson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1200-1500,Brill2007,p.349），大阿尔伯特（AlbertusMagnus）两种（JörnMüller,“InWarandPeace:TheVirtueofCourageintheWritingsofAlberttheGreatandThomasAquinas,”ed.IstvánPieterBejczy,VirtueEthicsintheMiddleAges:Commentarieson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1200-1500,Brill2007,p.78:n.3），托马斯·阿奎那一种。

近代以来，西方亚里士多德研究十分重视“亚里士多德古代注疏”，古代注疏家有如为亚里士多德作“传”。《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始于纪元后二世纪的阿斯帕西，他在时间上更接近亚里士多德，阿斯帕西以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注疏”，深刻影响了中古《尼各马可伦理学》“拉丁注疏”，托马斯·阿奎那《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古“拉丁注疏”集大成之作，又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

近代以来，最先勾陈《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的人是现代解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ÜberdiegriechischenScholienzurNikomachischenEthikdesAristoteles,Berlin,1816）。在他激发下，德国古典学者集成“亚里士多德希腊注疏”二十三卷（CommentariainAristotelemGraeca,Berlin,1882-1909），收入五位古代注疏家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注疏”三卷，是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注疏”的“标准本”。此后，“亚里士多德希腊注疏拉丁译本集成”（CorpusLatinumCommentarioruminAristotelemGraecorum）又先后出版了《〈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注疏格罗塞斯特拉丁译本》（TheGreekCommentariesontheNicomacheanEthicsofAristotle,intheLatinTranslationofRobertGrosseteste,ed.H.P.F.Mercken,6.1[1973],6.3[1991]）。当代亚里士多德权威学者索拉比基（RichardSorabji）教授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古代注疏家文库”（AncientCommentatorsonAristotle,DuckworthandCornellUniversityPress）出版一百卷（1987-2012），完成了除中古之外的全部亚里士多德“古代注疏”英译，文库收入《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注疏”两卷（AlexanderofAphrodisias,EthicalProblems,trans.R.W.Sharples,CornellUniveristyPress,1990;CommentatorsonAristotleonFriendship,trans.DavidKonstan,Duckworth,2001）。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现代西方语言译本：1950年代以来，已有英译本两种（P.Conway,trans.St.ThomasAquinasonAristotle’sLoveandFriendship:Ethics,BooksVIII–IX.ProvidenceCollegePress,1951.C.I.Litzinger,trans.CommentaryontheNicomacheanEthics.2vols.Chicago:Regnery,1964;reprintedin1vol.withrevisionsasCommentaryon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AristotelianCommentarySeries,NotreDame,Ind.:DumbOxBooks,1993），法译本两种（SententialibriEthicorum.Deuxtraductions:1°parleprofesseurYvanPelletier1999;2°Parl’AbbéGermainDandenault,1950），德语节译本一种（ThomasvonAquin:PrologezudenAristoteleskommentaren,hg.uebers.undeingleitetvonFrancisChenevalundRuediImbach,VittorioKlostermann,1993;2.,ergänzteedition,2014）。其中，李琴格（C.I.Lizinger,O.P.）英译本据“玛丽埃蒂版”译成，在西方学界广为接受。

亚里士多德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中国

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明代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但自李之藻与耶稣会士傅泛际（FranciscoFurtado）迻译《名理探》《寰有诠》以降三百年间，亚氏哲学在中国鲜有人知，直至吴宓先生将韦尔敦（J.E.C.Welldon）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英译交付向达先生译出，在《学衡》上连载发表（中华书局，1922-1926年），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单行出版，是为现代中国《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之开端，甚至也是我国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之滥觞。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外哲史教研室译出《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二、十卷部分内容（《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后在周辅成先生主持下，又有佳冰与韩裕文译出《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二、三、六卷（《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出自苗力田先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后收入他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文全译“注释本”出自廖申白（商务印书馆，2003年），另有邓安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文全译“注释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迄今，汉语学术界已有多部专著研究《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尼各马可伦理学〉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邓文正：《细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然而，我国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汉译与研究，至今付之阙如。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应对自身文明传统重大危机的举措，就是回归古典传统：西方学者回归其古典传统的进路，就是重新整理、校注、翻译、疏解为西方传统奠定基础的古代经典文本，这与晚清学人为应对中华道统破裂危机，起而重新整理注疏先秦两汉经子的举措如出一辙。正是有鉴于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文明传统奠定了“知识/科学”基础，现代西方学者无不将亚氏哲学作为其古典研究的重要基点，对于在全部亚氏作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校勘、翻译、注疏、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第一哲人尼采的“政治哲学”，被认为“全部出自亚里士多德”（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语），而在亚氏“政治哲学”作品中，尼采尤重《尼各马可伦理学》（Nietzsche,KSA,15,p.280）；当代西方第一哲人海德格尔的学问路径，首要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存在与时间》发表（1927）前，在1924年夏季学期的马堡讲座稿《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华夏出版社，2014年）中，海德格尔专论《尼各马可伦理学》占全部讲稿内容四分之一，篇幅远超专论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内容。

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作为进入《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门径，正如汉代以降的中国经学普遍接受“以传解经”是理解五经的正确途径。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作为伦理学“古代注疏”集大成之作，可谓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之要津，将其译成中文是《尼各马可伦理学》“古代注疏”汉译亟待完善的重要步骤。拙译据“玛丽埃蒂版”（IndecemlibrosEthicorumAristotelisadNichomachumexpositio,Romae:Marietti,1949）为底本，参较前文列述《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古今中外文本与译本，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勠力译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主张，在所有人的灵魂中，都以“性情”（ἧθος）的形式存着成就德性的潜能。所以，他建议成年人必须将养成正当习惯进行到底，通过操练性情，使灵魂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协调一致，方能达成完美的人之卓越，这也正是我们阅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