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专栏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需厘清基础性问题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各方高度重视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探索。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设立信贷市场司以期做好相关工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在五篇大文章即将进入“实质性写作”之际，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厘清一些基础性问题。
首先，需对五篇大文章的概念边界深入探讨并形成共识。一方面，对于政策概念来说，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相对清晰一些，但也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如科技金融在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绿色金融也涵盖了转型金融的内容。金监总局近期用“普惠信贷”替代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并包括了对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以及重点帮扶群体等的信贷支持。同时，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范畴则不够清晰，如在金监总局河南监管局印发的文件中提出，养老金融还包括“协助广大中青年群体在未老阶段，通过养老金融及早做好备老储备”，同时数字金融的政策衡量指标则仍未明确。另一方面，对于学术概念来说，则各篇大文章都存在诸多讨论。如科技金融可能包括了金融支持各类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活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在理论方面也一直存在许多差异化理解，并未形成共识性概念；养老金融作为新提出的大文章，也需区分相关财政与金融活动的边界，或许应包括服务养老的一切金融活动总和。
其次，应把握好五篇大文章的层次关系与协调配合模式。一方面，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重在通过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优化，努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质增效”。科技金融则是重要抓手与核心政策目标，因为几篇大文章都是为了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而增加技术进步的经济贡献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绿色金融则旨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服务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则是进一步落实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另一方面，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单兵突进”，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着眼于其交叉与融合地带。如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可全面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可以着眼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绿色金融理念也可融入到其他大文章中。
再次，要充分考量五篇大文章的“量与质”平衡。应该说，做好五篇大文章不仅要关注“字数”，更需要致力于写成主题清晰、结构合理、论述充分的“范文”。其中，始于1985年的科技金融探索至今仍然不够完善，需要兼顾“量和质”，真正针对痛点难点争取有所突破；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数字金融的探索经历了多年风雨，既给金融业发展带来“鲶鱼效应”，也伴随了许多新的风险与挑战，新形势下数字金融迫切需要从“一般文章”转变为“专业论文”；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其许多指标已经居于全球前列，或许将来需更注重优化结构，从“长篇大作”改成“精品短文”；养老金融则几乎是从无到有展开探索，亟待先写成高质量的“中长篇”文章。
还有，重点夯实写好五篇大文章的环境要素。例如，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八个坚持里，“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为系统推进五篇大文章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则为改善五篇大文章的学术规范性提供了保障。再如，包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在内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素，也形成了做好五篇大文章的“生态土壤”，有助于良性、健康地推动相关改革。同时，包括金融征信服务、数据信息服务、风险管理服务等，也都是共性且必需的基础要素。
最后，要在开放条件下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发展路径。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环节，也就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核心内容的开放，这也给五篇大文章带来了全新的外部要求和约束变量。例如，在数字金融领域我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移动支付产业呈现一定领先性，但就全球视角看，我国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不足之处，“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的程度仍然较低。再如，始于美国的反ESG浪潮也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冲击，其背后既有政治与利益博弈的因素，也有ESG金融逻辑的内在矛盾，以及避免长期主义“短期化”的挑战，由此，在基于国情的绿色金融创新探索中，也需直面绿色与ESG原则在金融领域的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