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旅沪美侨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清季上海的美国人（1898—1905）》王慧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有
崔志海
在沪美侨联合体的形成
在近代中外双边关系中，由于美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中美民间外交始终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长期受到中美学界的重视。王慧颖的《清季上海的美国人（1898—1905）》就是一部专门研究清末中美民间外交的新著。就晚清中美民间外交来说，既往中美学界特别重视传教士和美国商人的作用，在这方面已出版了不少优秀论著。王慧颖的这本书则独辟蹊径，以1898年在上海成立的美华协会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探讨了1898—1905年旅居上海的美商和传教士两大群体如何结成一个联合体和他们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两大群体对晚清中美关系的影响，丰富和深化了对清末旅沪美侨和中美民间外交的研究，多有开拓和创新之处。
关于近代上海的美国人，既往学者多聚焦民国之后，并受研究视野的局限，普遍认为上海的美国人一直到一战后期，随着旅沪美侨的大量涌入才从英国人的社区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独立的美国人社区。王慧颖的这本书则通过对1898年美华协会的成立及其运作进行考察，揭示了近代上海的美国人其实早在清季就建立起国家认同，构建了在沪美侨联合体，并对在沪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两大群体在19世纪末走向联合的历史背景做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一方面19世纪末美国商业和传教共同的对华扩张目标以及他们在中国共同面临的严峻形势促成了在沪美商和传教士两大群体走向联合；另一方面美国国内高涨的帝国主义思潮以及军事、政治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亦起了助推作用，而1898年8月在美国国内成立的美亚协会则直接推动了美华协会这一组织的诞生。
在沪美侨两大群体的分歧
就美商和传教士两个群体来说，一般将他们看作“一丘之貉”，都是侵略分子：一个对华实行经济侵略；一个对华实行文化侵略，并认为传教与美国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传教士是贸易和商业的先驱”。
王慧颖的这本书则告诉我们，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美商和传教士固然有着共同的在华利益诉求，这导致他们在清末走向联合，但这两个群体之间始终存在分歧和矛盾，其利益诉求有所差异，具体体现在他们对美华协会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上，旅沪的美商大班为最大限度地使美华协会服务于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严格限制传教士在协会中的人数和影响，将美华协会的决策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美商和传教士入会区别对待。并且在对待晚清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他们亦是既联合又矛盾。如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威胁，美商和传教士先后三次联合呼吁美国政府出兵中国，但在呼吁书中传教士为达到护教目的，极力夸大形势的严峻，多危言耸听；而美商则从商业利益出发，反对传教士的这种做法，主张如实反映中国国内形势，强调美国与其他列强一道维护中国完整的重要性。而在其后的庚辛和谈中，美商和传教士的分歧更加严重，在赔款、惩凶、军事制裁、传教等问题上都出现撕裂。王慧颖关于在沪美商和传教士在中国问题上既合作又矛盾的研究，显然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在沪美侨对中美外交影响的限度
在晚清中美关系研究中，关于美商和传教士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既往的研究来说，大致比较强调传教士和美商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王慧颖的这部著作也有此倾向。但就1899—1905年美华协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影响来说，则是有限度的。据王慧颖的研究，尽管在义和团运动时美华协会向美国国内报告了中国的最新形势和动向，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响应美华协会派兵入长江的呼吁。而在庚辛和谈中，美国政府在有关赔款、惩凶、军事制裁、传教和逼迫慈禧太后退政等问题上也多没有接受美华协会的建议，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态度。在1902—1903年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虽然美国政府征询了包括美华协会在内的美商意见，并且由于他们反对裁厘加税条款，导致中美商约谈判中断半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虽如王慧颖所说，美华协会在初期游说罗斯福政府改善旅美华侨入境待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罗斯福政府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态度和反应最终还是由美国政治和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形势所决定。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早期，在美国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传教士和美商确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到19世纪末，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政府外交机构日趋完善，国务院干预亚洲外交政策之后，传教士和美商的作用就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了。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