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僚主义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蠢
来源：写变量的何帆
撰稿人|何帆
大卫·格雷伯
《规则的悖论》读后感
01
1968年，法国巴黎爆发了“红五月”。一群大学生占领校园、走上街头，罢课闹革命。墙上刷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索邦大学的墙上有一句标语：“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
在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看来，这句话道出了左翼的精髓。左翼认为，这个世界是被人们想象出来的，这种想象有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但一旦觉醒，我们也很容易将这个世界改造成不同的模样。
真正的左翼就是要相信想象力，并揭穿看起来似乎很神圣的事物的外衣。资本主义是什么？是被制造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经济制度。经济自由主义又是什么？是学者们在虚幻中构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左翼不一样，右翼的风格是相信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传统、身份、秩序、信仰和文化。
可是，为什么本应唤醒人民群众的左翼，最终却和人民群众越走越远了呢？格雷伯讲到，这是因为左翼提出的计划往往大而不当，他们想让政府扮演改革者的角色，没想到政府最后退化成了一群庸庸碌碌的官僚。失望的人民群众转而投向了右翼阵营。
02
右翼说，我们不要大政府。我们要让市场经济自发地解决问题。政府是大而笨拙的，市场是小而精美的。
真的是这样吗？
格雷伯讲到一个自由主义铁律：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
举个例子。我今天去了趟银行，为了帮老妈领退休金。我刚把她的银行卡塞进机器里，卡就被吞进去了。怎么办？银行的职员告诉我，这得本人来办。我妈的银行卡是退休的时候在海南一家银行办的。按银行职员的说法，因为被吞的不是本行的卡，她需要到自己原来的办卡银行，开一张证明，再到深圳这家银行来一趟。可是，我妈妈她已经快八十岁了。你让老人家坐飞机先去海口，再来深圳，兴师动众，只为了取出一张被故障机器吞掉的银行卡？一家银行每天都可能有几张被吞掉的卡，每天都有人被迫奔波在开证明的路上？再者说，就算我妈真的坐飞机到了海口，她怎么跟当地的银行说，我需要一个证明？你的银行卡又不是在我的店面被机器吞进去的，找我们干吗？——这不就成了无解的“第22条军规”？
银行职员耸耸肩，很严肃地说：那没办法，按照我们的规定，就得这么办。
银行是政府吗？不是。但是，去过银行的人都知道，它们比政府还官僚主义。它们大多数的规章制度都是按照自己怎么管起来方便怎么来执行的，不太会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一下会给用户增添多少麻烦。
这只是一个特例吗？不是的。有一本很有名的管理学著作，叫《看得见的手》，讲的就是管理层在美国大企业中的兴起。市场经济本来应该是看不见的手，但当企业的规模变大之后，企业的内部变得越来越不像市场，越来越像政府。事实上，很多企业有意地去模仿政府。我见过有企业家把自己的助理班子称作“某办”，也见过有的企业仿照公文格式内部发文。
最后，你会发现，企业里的官僚，比政府里的官僚还多。
03
这种官僚病，只是给用户添堵了吗？
格雷伯讲到，官僚主义的横行，导致技术创新的没落。
都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事实上，今天的科技并没有过去那么壮观。遥想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读儒勒·凡尔纳或赫伯特·威尔斯作品长大的人，可能会想象1960年的世界将拥有飞行器、火箭、潜水艇、新能源、无线通讯。到了1960年，这些新奇的创新真的实现了。
自那之后，似乎就不再有激动人心的科技创新了。我们在科幻小说里熟悉的仿真机器人、火星移民、空中城市、抗癌药，都没有实现。
是科技人员都不干活了吗？也不是。但是，一个新的趋势是，技术创新不再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是为了统治人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次大转向，投资不再针对有可能带来别样未来的技术，而是转而针对加强劳动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几乎每一种新出现的技术，能获益最多的就是监视、工作规训和社会控制。大数据无孔不入，商家比你自己还了解你。到处都是摄像头，走到哪里都要刷脸。新技术允许雇主创造出新的“灵活”工作制度，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大幅度增加了几乎各行各业人群的总体工作时长。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想要看到的是企业的利润更高、股票价格涨得更高。企业家不再和自己的员工站在一起，而是和金融家站在一起，那么，提高企业利润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裁员、外包和更残酷地压榨员工。
金钱的指挥棒指向哪里，技术创新也就跟到哪里。
04
人们一度对官僚主义很不满意，有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最后却越来越麻木了。
这是因为官僚主义已经深入社会，你已经无法逃逸。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官僚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自己很蠢。你越是觉得自己蠢，就越离不开官僚主义。
格雷伯讲了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从2000年到2002年，他参加了纽约的直接行动网络（DirectActionNetwork，简称DAN），这个组织跟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不一样，是一个去中心化网络，没有办公场所，没有资金预算，完全靠着成员的共识，以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运转得很好。
直到有一天，有人捐给他们一辆车。
麻烦来了。
在法律上，去中心化网络不可能拥有一辆车。汽车的所有权可以归属个人、公司或政府，也可以归属非政府组织。这家组织不愿意注册为一家非营利组织，怎么办？那就只能找个志愿者做车子的合法所有者。但别人把车开走了，要是有罚款或是要交保险费，都得这个人出钱。必须有他提供的书面证明，才能让别人把车开出州。如果车被扣押了，只有他才能取回来。虽然有勇敢的活动者同意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每周的会议都会充斥着大量关于他近期面临的法律问题的报告。最后，这个组织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决定为这辆车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任何人只要花五美元，就可以用组织方提供的大榔头，狠狠地砸这辆车。
等一下——砸车难道不需要官僚的批准吗？
05
人们之所以厌恶官僚主义，是因为官僚制度总是意味着无视真实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幽微之处，总是要武断地将一切都简化。
但是官僚主义也有吸引力，那就是它不带个人色彩。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关系很像现金交易，缺点是没有灵魂，优点是简单、可预测，而且多少有点儿一视同仁——至少在某些界限内。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讨厌官僚主义，却又拿它没有办法。
再往深处去看，你会看到，官僚主义之所以不可抗拒，还因为站在它背后的暴力垄断。是的，表面上看起来文绉绉的规章制度，归根到底是靠武力来支持的。不能在图书馆里大声喧哗，那么，如果你真的大声喧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保安会把你架出去。不能在地铁上偷拍女生，但如果怀疑有人偷拍呢？那最后双方要到警察局里见。
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不难想象，他们最介意的就是自己的权威地位。格雷伯的一位社会学同事曾经当过警察，这位同事告诉格雷伯，最容易招致警察打人的事情就是顶嘴，因为这就是赤裸裸地挑战警察的权威。
你看，官僚主义无处不在，而你却无法逃避。于是，人们会在现实之外，去寻找虚幻的解脱。格雷伯讲到，深受大众欢迎的奇幻文学、英雄电影，其实就是人们在尝试想象一个脱离了官僚制的世界。
比如，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英雄人物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蜘蛛侠开始偏向左翼，蝙蝠侠开始偏向右翼。超人是大萧条时期流离失所的艾奥瓦农场男孩。蝙蝠侠是亿万富翁花花公子，是创立于二战初期的军工综合体的继承人。蜘蛛侠彼得·帕克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是个来自皇后区的自命不凡的工人阶级小子。
看电影的时候很爽，你觉得自己就是电影中的英雄人物。看完电影，回到现实世界，一抬眼，又能看到官僚主义，于是，你只会觉得自己更蠢。
但是，这没有关系。你看到了愚蠢的东西，又开始思考它为什么如此愚蠢，这就意味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有了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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