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的残酷之处
▋吴昊
《残酷的乐观主义》劳伦·贝兰特中国工人出版社
对某事、某人或某种未来怀有渴望和依恋，便意味对其保有一种乐观的情感。它意味着你相信，或愿意相信，这些事物和人能让你接近某种美好，能赋予你意义。但有些乐观却是残酷的。
当你渴望实现的事物却在事实上成为你实现自我的阻碍时，残酷的乐观主义便出现了。随着战后美国和欧洲对社会民主承诺的背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本书作者劳伦·贝兰特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的残酷乐观主义，为我们理解和想象今天的时代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贝兰特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超越以往讨论历史性当下的“创伤”体裁。创伤理论关注创伤性的“例外”事件对主体性的塑造。与此相对，她提出“危机的日常性”，认为当下的危机并不具有“例外”的性质，而是以一种让人并不舒适，也难以言明的方式被编织进日常生活本身的纹理之中。
她认为：“日常生活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人们在这里处理在其想象的美好生活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困惑和断裂性。灾难性的力量也在这里形成,并在人们生活的历史中成为事件。”
危机的日常性是一种“慢性死亡”，而“创伤”修辞遮蔽的正是慢性死亡的状态。是一种“结构层面引发的个体的耗损——既不是一种例外状态,也不是例外的反面。而是令人不安的生活场景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的状态。就像发现蚂蚁在一块不经意抬起的岩石下慌张逃窜”。
本书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兰特对丽莎·约翰逊的短片《10号公路以南》的讨论。她谈到，影片用缄默主义的镜头，无声地记录下灾难性的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被国家和新闻的煽情凝视遗忘的密西西比州沿岸人们的生活——这里长期被肮脏的阶级和种族历史蹂躏。我们看到，人们在飓风席卷后的时间发呆、劳动、休息、捡起被灾难摧毁的物品，清洗、修补，努力让其恢复功用，或成为什么别的。
贝兰特指出这个时代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危机就是生活本身，它“并不是呼啸而过的，而是绵延漫长的”。
贯穿本书，贝兰特向我们证明，残酷的乐观主义之下，人们面对的，是幸福的无限“推迟”和生活本身的“暂停”，是一个没有出口，没有未来的“僵局”。就像第一章讨论的黑人兄弟库特和洛夫提斯的故事。当贫穷的兄弟“清理”了另一个赤贫却意外得财的邻居，贝莉小姐，他们被获得巨量财富抛入了一个“僵局”。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些财富并不能让他们免受贝莉小姐的命运，即“忍受黑人特有的失去生活中仅有的那一点点东西的恐惧”。他们僵住了，生活并没有因此开启，因为“每一次购买，都会是一次不值得的交易，都是对生活本身的消耗”。在异化的消费主义体制之下，对象带来的愉悦本身已经被占有的感觉吞噬，人们拥有的只是取之不竭的“非关系”。
在贝兰特的书中，这些残酷的僵局无处不在。无论是《一诺千金》中无言同行的雇主儿子伊戈尔与移工妻子阿西塔，《暂停》中若无其事向家人朋友隐瞒自己失业的文森特，《两个女孩，一胖一瘦》中用食物、思考和性逃离绝望的桃乐茜和贾斯廷，还是《人力资源》中在管理阶层“未来”和工人阶级家庭“历史”中撕裂的弗兰克，都昭示“僵局”已然成为历史性当下的主要体裁。
正如贝兰特残酷地指出：“在危机日常性的体制之下,生活好像被删节了,更像是绝望地狗刨,而不是壮丽地游向地平线……生命献给了对美好生活的规范性/乌托邦所在的追求,但却实际上陷入了我们可能称为求生的时刻、挣扎的时刻、溺水的时刻、紧紧抓住边缘的时刻、扑腾踩水的时刻——那无法停下的时刻。”
贝兰特的《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是忧虑的、悲观的、残忍的，但也许也是乐观的。而这种乐观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拆解世界，并同时保持对创造世界的持续承诺……直面与世界的锚定脱钩的血肉模糊的过程”。
虽然此刻已是残酷的僵局，团结和改变意味着卓绝的斗争，但也许，人性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不残酷的乐观的可能性。正如贝兰特所说“生活真正发生的地方是当我们拥有一个朋友、一个伴侣,或当我们满怀热切地注视着的人,最终对我们的挣扎苦难报以温柔同情的时刻。”
为了真正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