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本书 061 | 斯特雷文斯：《知识机器》——寻求波普尔与库恩的“和解”（赠书）

领读者：陈达飞博士

导读

在每年的阅读计划中，我都会刻意地“塞”几本适合慢读的书。这类书第一遍不太能完全读懂，但往往常读常新，越嚼越有味道。斯特雷文斯的这本《知识机器》就是这样一本书。

斯特雷文斯是科学哲学家，纽约大学的哲学系教授。《知识机器》是一本科学哲学作品。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刘闯在推荐序中将之称为“继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之后最重要的科哲成就”。斯特雷文斯计划在21世纪的今天为20世纪的波普尔和库恩寻求一种“和解”。

近半个世纪里，再没有比《科学革命的结构》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产生的冲击更大的了。它是对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种颠覆。后者的德语版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英译本首版于1959年。

波普尔认为，归纳法——从经验中概括的方法——是一种“证伪”的方法，而非“证实”。归纳法的合理性来自于规律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这种假设显然不合理。所以，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的逻辑并不是去验证某某理论，而是不断的反驳，提出新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反驳它——为了毁灭才去创造。“科学理论如果没有被证伪，就永远只是……猜测。”

读到这里，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一是因为科学与创新的内在关系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二是我一直就在琢磨“创造”与“破坏”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语法上看，“创造”是定语，以修饰“破坏”。“破坏”似乎既是目的，又是“创造”的手段。社会在“创造”与“破坏”的正反馈中不断进步。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否就是为了创造而破坏（破釜沉舟）？企业家群体的合力是否促成了社会持续地在破坏中创造？

库恩创造性地提出了“范式”（paradigm）一词，现在已家喻户晓。在库恩看来，对于任何科学分支，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套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即所谓的“范式”。它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钳制”着我们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如同凯恩斯爵士在《通论》的结尾说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然，这种在已有范式内的研究只是一种常态，库恩也并没有排除范式革命的可能性，例如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是旧范式的“革命者”。

那么，从范式到范式革命是如何转化的呢？“正因为科学家坚信范式会确保他们的研究不会徒劳无功，他们才有足够的把握将范式运用到极致，也就是进行详细而精确的实验，揭示范式的不足，引发科学危机，从而为革命创造条件。”矛盾自我化解了，有趣吧！范式内生了范式革命，对范式的信仰造就了范式的毁灭。

在库恩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新范式的创造者，“要么非常年轻，要么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即思想还没定型。这就说明，最有可能摧毁旧范式的人，与旧范式的坚定信徒，可能不是一群人。如此，诸君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无法说服一个成年人了吧？

如此一来，波普尔和库恩对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那么斯特雷文斯又是如何找到了“和解”的方案呢？具体请慢读《知识机器》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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