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换气”的瞬间一叶识春秋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篇文章,重大变革的发生如同一段意思写完,另起了一个段落;各种大小事件则像是其中的标点,有些是句号,有些是逗号、顿号、分号,或者是省略号甚至问号。但有时语义的转换并不需要任何可见的标识,只是在阅读过程中做一个极微细的停顿,悄悄换一口气,短到不必打一个标点,可是已在暗中滑向另一个议题。其步履之轻微,以至有些稍不经心的读者无所察觉。但一个好的阅读者当然就不只是留意段落划分、标点符号这些可见之物,还会关心那些看不到而只能感觉的成分。
同样的道理,观察历史,也不能只注意分期和事件,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悄然“换气”的瞬间。这在日常状态中的历史中并不少见,犹如金鱼吐出的一粒气泡,有些转瞬即破,有些寿命稍长,或因为和其他气泡发生结合、积聚,最后竟至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但追溯其开始时候,也不过就是金鱼偶然吐出的一串气泡而已。习史的人好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澜”者,当然不只是看波澜起伏、波浪滔天,还要知道它起始(或无始之始)的状态,以至那些终未成澜而消失无形的气泡。
近代中国是一个巨变时代,什么都在变,不同领域的变速不同,但总体来说可谓波涛汹涌,正是应该细观之澜。然而这种赏析的心情与可能只是事后才有,真正卷入时代的人,除了少数自认掌握了历史的通关密码而自信十足者,大多数人并不明所以,只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但是时代幕布上突然现出一条裂纹,让人从中窥见此前无法想象的另一种可能,必有人突破“常规”,做出此前无从想象的事来。倘或周边的人即或皱眉撇嘴,却到底没有发出怒喝,更未曾动手把裂口缝上,则时代风向已在悄然转换中。
下边笔者想引用两个出自近人回忆录的故事,展示民国初年历史中一些“换气”的瞬间。
诱拐女主人的男佣人
第一个例子出自杨苡的口述自传。杨家是世家,杨父做过天津中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杨苡和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都是姨娘所生,大太太生的女儿叫杨蕴如,因为自小娇生惯养,我行我素,从不顾及他人,被家里人私下叫成“大公主”。大公主学业不成,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位姓孙的少爷,出自天津的另一名门,性情似乎也很温和。但大小姐此前完全不知男女之事,“看孙少爷书生模样,斯斯文文的,怎么晩上变成那样?就害怕得不行”。终于不能忍受,离婚了事。
第二次婚姻是自由恋爱,大公主喜欢上燕京大学一位广东籍的赵姓男生。“大公主一直是没开窍的,和姓赵的在一起开窍了。”不久就同居。可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同居这样的事,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只有结婚一法。婚后二人回南方,“家里的两个佣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纪轻轻,跟着去的,也是陪嫁的一部分吧”。然而事情偏就出在这位男佣人身上:
跟去的男佣人叫小田,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当佣人,老实巴交的,这时已死了。小田跟他爹完全两样,长得白白净净,学过点文化。他挑拨大公主他们夫妻关系,一是说姓赵的长得难看,二是说他跟你结婚是图你的钱。大公主跟姓赵的原本还是真有感情的,就是没脑子,居然把他告上了法院,要离婚……
小田又撺掇大公主,让大公主跟他私奔。大公主不干,小田就威胁她,他手里有不知哪来的一沓子照片,大姐夫私下里照的,也许就是现在说的“艳照”,说要散布出去。大公主急了,就打电报要家里派人去救她……
大概前后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大公主就又从广东回来了……婚也离了,善后的事儿是如何处理小田和那沓子相片。最后是给了小田一笔钱,让他走人,离开天津,当然也是利用杨家的势力,叫他闭嘴,这事一辈子都不准说出去。
这里充满了各种八卦材料:富家小姐对性的无知和畏惧、大张旗鼓的结婚和离婚、未婚同居和再婚……无不可作为闲言碎语的好题目。不过,值得注意的倒是“小田”。虽然是佣人,但是他“学过点文化”,又有几分姿色,先天和后天的条件给了他勇气,不但敢动手拆散女主人的婚姻,还先是诱拐、后是敲诈,皆非当时的普通人所能想见。小田这么做,当然跟他自己的品行有关,然而,其中不也透露出世风转变的消息吗?时代不同了,旧的身份制度已在崩溃中。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小田有没有得手,而在于他的大胆:敢想敢为。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果: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否采取行动则大抵取决于个人,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更具象征意义。一个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不安本分,又恰好遇到一个激变时代,想要脱颖而出,敢于为旁人所不敢为,这里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估量。又或者他根本未曾多想,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行事。但这“本能”也还是时代的产物。
和弟媳同居的老绅士
第二个例子出自《李一氓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主人公是李一氓大姐的公公:
我们这位亲家叫杨西亭,是个老秀才,又是地主,多多少少还有点社会活动能力,当过多年的县劝学所所长。他就把我父亲请去当劝学所的庶务,两亲家,彼此都很信任……然而这个家庭也有一件怪事。老亲翁的亲兄弟死了,留下一个年纪轻轻的弟媳。这位弟媳,人长得很体面,我那时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都觉得看来顺眼。由于社会地位和封建礼教,年轻的寡妇不好嫁人。但成天住在家里,逐渐被大伯缠上,两厢情愿,顺理成章,这位亲翁就公然在弟媳妇房里过活了。杨家大院内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亲戚朋友之间,也就默认而无所避忌。封建制度虽然是祸根,但社会已开明到对这种事情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可见那个时代的特点了。
传统中国是个讲究礼法的社会,“男女有别”,即使是同胞兄妹、姐弟,长到一定年龄,按照规定,就不能轻易接触,更何况大伯和弟媳?实际情况当然比这要宽松,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农村,如果细心爬梳,各种打破禁忌的事件虽未必能和勒华拉杜里描写的14世纪法国小山村蒙塔尤的“性自由主义”相比,也绝非罕见。很多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谨守“看破不说破”的原则,只要还能维持体面,也就过得去。于是,纸面之上是一重历史,纸面之下是一重历史,纸面之外还有一重历史,将几重历史结合,彼此映照、折射和对比,看到才能更全面。
和小田的故事不同,此处的重点并非是事情是否已经发生。传统上,即使是在士绅之家,出现这类违背礼法的丑闻也并非绝不可能。关键在旁观者的态度:二人的行为是“公开”的,亲友也都“无所避忌”,显然已不是为了维持颜面,而是“看破”也已“说破”,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认可。然而这不是说旧的伦理规范已然失效——李一氓用的词是“开明”“宽容”,当然就不是鼓励。然而,处在一个革命时代,连皇帝都没有了,此前的信条究竟孰是孰非,谁还说得清楚?于是,一切都没定型,一切都还有可能,人人都在试探,等候尘埃落定,有些不知所措——或许因此就干脆“无措”。
三条界线
放在历史的潮流中,这两个故事都是再小不过的事,不过却提醒我们注意到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变化。第一个故事是对阶级的颠覆——这挑战被中途打断,秩序(暂时地)恢复了原状;第二个故事是对人伦的直接冒犯,周围的人却容忍了这一越轨,使不合法的事看起来“合法”了。两件事结果不同,却受同一种权力结构的影响:杨西亭得逞了,小田没有得逞,是因为杨在其权力场中处于强势,小田则是其所在权力场中的弱势,周边人对他们的态度当然不同。可是另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也泄露了传统衰落的信息。它们都破坏了伦理的边界:在小田的圈子中,大胆突破想象的暂时还只是他自己;在杨西亭的例子中,虽然敢于行动的仍是少数人,但多数人的纵容不啻对此投下了一张赞成票。
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大家心头有数,都会把言行控制在安全的地带。但也有少数非凡人物,专做不一般的事业,行为尺度较常人为广,可是仍有限度,越过某条界线,就不再敢为,甚至不再敢想,这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终极边界。在边界沿线搜索,看到的当然都是一个社会中最偏颇的面相,不是常态;可也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确定某一社会道德水平的捷径。
不过,道德边界只是三条重要的社会界线中的一个,要理解它,必须将这三条界线合观。这三条界线,我们姑且称之为最高的道德指标线、道德底线和道德边界线。道德指标线是指大多数人做不到,甚至也并不努力去做,但对于少数能够做到的人却感到由衷敬服的标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最高理想所在;道德底线则是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违反的界线,比指标线的要求低了不少,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中最流行的言行尺度;至于道德边界线,则是连少数先锋或不法之徒也不敢逾越的界线,或曰底线的底线。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面貌,是这三条线随时“协商”的结果。
这三条线中,道德底线为多数人所遵行,是一个社会最稳固的部分,但也往往因为涉及面过宽而考索不易;道德指标线和实际情形相差太远,一不留神就容易模糊观测者的视线;要考察变局,从道德边界线着手不失为便捷之方,只要记住它们是边界即可。它们是极端的,因此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也往往是偶然的、边缘的,然而,“金风未动蝉先觉”,时代变迁的消息也往往就蕴藏在这些边缘事件中。□王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