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被追赶的经济体”应该怎么做
继续读辜朝明《被追赶的经济体》。
在辜朝明的理论框架里，根据工业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经济体的发展（或不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的城镇化经济体；跨越了刘易斯拐点的成熟经济体阶段；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的被追赶的经济体。
刘易斯拐点，指的是经济发展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这个时点，城镇工厂已经吸纳了全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它是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一个解释框架。
中国至少已经经过其中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显然是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力供大于求，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残酷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有看似无限的劳动力可供工厂使用，工人工资也不高。之后我们享受过一段成熟经济体的黄金岁月，几乎所有人都是经济增长的收益者，也让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现在的1.2万美元左右。
至于现在是不是已经抵达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被追赶阶段每个人有不同看法，辜朝明自己在书里的说法是还没有。如果把1990年看作是日本经济的拐点，那么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为2.54万美元，是我们的两倍。但是之所以会有人怀疑我们也在被追赶，是因为确实有些症状很像。
1.
辜朝明说，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a.劳动力在GDP中占的份额增加，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减少；b.由于收入的增加，普通人的购买力也在爆炸性增长，因此消费也在增长；c.因为国内消费的增长，大多数公司只需要扩大产能就能提高利润，公司也就有了动力去投资。
以美国为例，黄金时代的就业和增长主要由制造业贡献，“制造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均衡器：当制造业繁荣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随着每个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不平等问题得到缓解。”1946年时，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人数的32%。现在则为8.4%。
基于他的理论，辜朝明认为，《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对不平等原因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皮凯蒂认为，不平等扩大的底层原因是资本收益超过了劳动收益，要改变这种趋势，要么是发生了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性破坏事件，要么是合理的税收制度，比如197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情况。在皮凯蒂看来，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减税是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
但是按照辜朝明的解释，1970年前的西方国家和1990年前的日本，之所以出现收入增长和不平等缩小，不是因为税收制度，而是因为它们处在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制造业繁荣，吸纳了大量就业，并且创造出了大量中产阶层。
然后，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还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许多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只有在一个国家跨越刘易斯拐点后才有可能发生。”（之前也有政治学家提出，人均GDP跟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关。）
所以，辜朝明建议，如果新兴国家要寻求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最好的方式是先让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
2.
“黄金时代”之后，是不那么愉快的被追赶阶段。但是从经济学家、监管层到普通人，大家都难以接受这个状态，并且有的放矢的提出应对。
辜朝明认为，原因是经济学大师们创办宏观经济学时，基本上都处在经济体跨越了刘易斯拐点但还没进入到被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所以，已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多针对的都是前两个阶段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延续第二阶段的惯性的原因。
不同于黄金时代，被追赶的经济体面对的状况是：a.人们的收入增长停滞，就业机会也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减少；b.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消费习惯也开始变化，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消费降级”；c.国内的投资机会变少，公司开始谋求出海和全球化，在新兴经济体进行投资。
其中第二点我还挺惊讶的，原以为消费降级只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遇到的问题，原来美国和日本早已经经历过。“在美国，这推动了大型折扣零售商的发展，比如沃尔玛和好市多。品牌等级的重要性下降，一些高端汽车牌子消失了。在日本，这种调整推动了百元店的爆炸性增长，从电子计算器到厨房用品都可以用100日元购买。事实上，现在日本的大多数新家庭都是从百元店购物的，因为那里提供的商品选择和质量更多更好。那些在百元店买不到的商品他们再去其他商店购买。”
除此之外，被追赶的经济体还容易出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容易出现资产泡沫。辜朝明说，如果把资本主义中努力提高生产力和产能的部分称为经营性资本主义，把寻求促进现有资产交易的部分称为金融资本主义，那么经济体在黄金时代是由经营资本主义驱动的，在被追赶阶段是由金融资本主义驱动的。
在被追赶阶段，把钱投入到生产和扩大产能上的收益降低，这时候很多钱就会涌入购买资产，从而推高核心资产的价格。这让人想起有一段时间大家会开玩笑说，A股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还不如北京上海一套房的价格，房地产压榨实体经济。
但是，当资产价格过高形成泡沫时，央行提高利率刺破泡沫，就会造成资产价格下跌，从而把经济推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很像是我们现在的状态：监管刺穿了地产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而由于房地产原本构成了中国家庭75%左右的资产，居民资产负债表状态剧变。）
第二个现象是，我们今天会在欧洲和美国看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包容性在下降，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抬头。
3.
被追赶的经济体怎么才能摆脱经济增长停滞的窘境呢？
辜朝明的回答是，短期内政府继续扮演最后借款人的角色，投资能够收支平衡的公共项目；长期来看，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这种改革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他建议，可以进行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寻求供给侧改革，采用放松管制和减税等策略，以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如此一来，更多公司才愿意在国内投资；
第二，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目的是增强企业在面对追赶者时的竞争力；
第三，改革教育系统，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在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当经济体已经进入到成熟阶段之后，意味着不能再靠模仿发达经济体做过的产业，然后依靠低成本把这些产业做得更便宜，这时候问题的关键就变成能否通过创新来拉高回报率了。
辜朝明说：“当一个国家被经济体从后面追赶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跑得更快，即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产品和设计，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扩张。因此，对于被追赶的经济体来说，对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考虑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能够产生新想法和新业务的人数，以及如何激励他们专注于创造性工作。”
简单而言，就是社会中的创新者和创业家在被追赶阶段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对于社会而言，一方面要努力去培养这样的人，这就要求对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和重塑。工业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可能不适用于培养创新人才。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和国家有容忍和支持创新活动的氛围与政策。
这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创新者和潜在的创业家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疯狂想法而激怒权威机构或被其疏远。如果受到正统观念的大力阻挠，他们可能会完全停止创造性活动。因此，找到这些人并鼓励他们专注于创造性追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袭，需要在政策正面和社会文化心理层面都做出调整。
在政策层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创造潜力，处于被追赶阶段的国家必须改革其税收和监管制度”；
在社会包容性层面，“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共识，让那些无法跳出框架的人理解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福祉取决于那些能够跳出框架的人。事实上，在被追赶的阶段，整个社会必须明白，这样的人对于在国内产生新的投资机会，使经济不陷于长期停滞是至关重要的。”
这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对于中国也很适用。同样，我们也需要在政策和社会文化、大众心理层面做出调适，以促进和鼓励人们去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
（附上另外两篇读辜朝明先生的学习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