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惹争议，谁在消费外卖员的苦困
早在上映之前，这部电影就被负面标签紧紧缠绕着。“消费苦困”是一种太过诱人的指控：徐峥这样一位明星导演，拍摄关于外卖骑手的电影；早就实现财富自由的文艺工作者，和刻画辛苦谋生的故事，两者之间存不存在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
创作者立场与表达的巨大反差，让怀疑在罅隙中生长起来。《逆行人生》究竟是不是一部利用普通人的苦困赚取眼泪与票房的投机之作？直至放映开始的前一刻，我依然心存疑虑。
120分钟以后，我撤销了对它的指控。
公允地说，《逆行人生》并没有一味渲染“苦困”，没有塑造一副失真的、刻奇的景观，没有让人沉溺于廉价的感动。
《逆行人生》并没有刻意回避让一众骑手陷于苦困的来源：高昂的房价和医疗费用、劳动保障的缺位、一味追求效率而违背人性的算法系统、生活在效率至上的社会中个体的庞大压力。
恰恰因为对这些沉重的生活议题的触碰，让《逆行人生》给我的观感并不是一部只会抓住噱头的肤浅商业片。尽管其作为电影作品的艺术性有待商榷，但应该承认，它并未放弃努力向更深处走去：它在向崇尚竞争与效率的商业体系发出质疑，它在呼唤一个更有力、更全面的的社会安全网。
韩国电影影响社会政策变革的故事长久以来为人乐道，自《我不是药神》以后，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于近几年集中爆发，似乎也寄托着中国电影人某种济世的理想。顺着这些期待，《逆行人生》所面临的一种庞大的质疑声是：拍摄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电影，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吗？或者只是满足一些电影人自我感动的情怀、顺便赚足票房？
动机是永远无法向他人证明的。悲观的人可以选择相信后者，但依然会有人乐观地相信，叙事是有力量的。
因为，改变必然从“看见”开始。
中产危机
徐峥饰演的高志垒四十五岁，程序员，互联网大厂中层。他薪资丰厚、生活体面，但同时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压力之下，他熬夜、抽烟、喝酒、久坐，拖着一副年久失修的躯体，患上严重的糖尿病。
网络流行叙事中的“中产返贫三件套”，被影片巧妙缝合进高志垒的家庭：房贷近千万、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和许多一线城市的新中产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却是岌岌可危的。一家五口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全部建立在高志垒个人收入的基础之上。
终于某天，支点断裂。
高志垒被大厂裁员了。影片对这段剧情的刻画是有些猎奇的，灰暗的色调、抖动的画面、狰狞的面孔，人力资源负责人对高志垒极尽所能地刻薄讽刺，令人难以喘息。比起还原现实，影片中呈现的更像是被高志垒主观感受所扭曲的情境，一个绝望中年人眼中终于降临的裁员时刻。
如今互联网企业更愿意用“优化”这个词来指代“裁员”。它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更柔和、更委婉，但仔细想，这是个很无情的语义转换。无情在于，它把一个站在员工立场上绝对负面的表达，美化成在企业立场看来绝对正确的做法。“优化”像是在描述一个机体定期的自我更新，把衰老和损坏的细胞代谢出去，让更新鲜、更有活力的细胞生长起来。
就譬如说对高志垒的“优化”。他绝非无能，相反，高志垒是项目负责人、是技术骨干，甚至是个在职场中颇有担当的中坚力量。一个生动的小细节是，新人同事错删了一组代码，高志垒主动承担起责任，帮他瞒下过失、完成修补。
因此，对高志垒的裁员荒谬得像一场背叛：仅仅是因为他四十五岁了，即使主观意志上如何不肯松懈，在企业的立场看来，总有年轻人比他更能熬。
《逆行人生》擅于踩中当下的社会情绪，它把一个现代人可能遇见的中年危机类型一股脑儿堆砌在高志垒这个人物身上。
工作十一年被裁，公司不愿全额赔偿，只好走劳动仲裁。借款投资P2P产品，2018年以后P2P平台集体爆雷，消费者声讨无路，只能自己偿还债务。在一线城市的房价高点购房，背上每个月一万五千元的高额房贷，然而房价下跌，如果失去还款能力、转手卖掉，必须承担三百万的亏损。老人中风，住进重症监护室，一日上万元的抢救设备、更好但也更昂贵的进口药，近乎掏空口袋。
而如此种种，构成了高志垒“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成为外卖骑手的推动力。
即使成为骑手之后，生活依然危机四伏。高频得令人心惊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高度紧张甚至违逆人性的考核系统、来自顾客和保安的投诉与阻拦。
《逆行人生》不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励志故事，它讲述生活的摇摇欲坠，讲述盘踞在我们周边的重重陷阱。与命运纠缠、困兽犹斗的不仅是高志垒，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骑手困境
高志垒成为骑手以后，影片以一种有些浪漫化、戏剧化的手法呈现外卖站点的各色人物与恩怨江湖。高志垒业绩的一路上升，构成了全片中为数不多令人心情愉悦的段落，就像看主人公打怪升级的爽文——这是《逆行人生》基于商业性的处理。
不过，外卖江湖中仍有其真实的一面。譬如，它并未弱化外卖骑手所面临的交通威胁：在影片的中后段，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高频地发生，在任何剧情稍有转机的时刻打碎主要角色们稍有起色的处境，把他们重新推入危机。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重庆的外卖骑手，他在去年春天与我抱怨：“为了挣那么一点点钱，风险那么大，不值当”。当时恰逢春节后开工，短短七天之内他就经历了两起交通纠纷，一次是和正在拐弯的私家车发生剐蹭，另一次是为了追赶送达时间闯红灯，险些和一辆轿车迎面撞上。
一个惊人的数字是，2019年上半年，单是上海市，平均每天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1.8起，平均每天伤亡1.8人。
而且，外卖骑手与平台并非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而是“合作用工”。这是个随平台经济而兴的、在法律上界定不清的概念：骑手们与第三方代理公司签署用工关系，却需要遵循外卖平台制定的用工规则，至于成本和风险，大都是骑手个人承担。
影片中一个细节是，高志垒领取工资单时，发现被扣除了一百元左右的保险费。现实情况则是，上述受访的众包骑手告诉我，他只要每天开工上路，平台就会强制扣除2.5元的商业意外险。
而这种商业意外险，无论是保额、品种还是赔付效率，都没办法满足骑手的实际需求。阿里本地生活公司法律政策研究中心李怡然曾经撰文写道，根据阿里平台诉讼法务部门对所涉案例的统计，一旦发生骑手的工伤事故或者致第三人伤亡的事故，“很容易出现在诉讼过程中将保险合同分开处理、保险公司赔付不积极、赔付过程扯皮、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或者赔偿额度，从而引发司法讼累”。
从平台的角度出发，李怡然认为，骑手的用工困境并非平台的刻意疏忽，而是行业竞争下“不得已”的选择。
《逆行人生》中也曾多次提及“竞争”。骑手个体之间的竞争、站点之间的竞争，最终指向的都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为了争抢市场份额、讨好消费者，只好速度越来越快、配送费越来越便宜，只好把对外卖员的评价权完全地交给顾客，一个缘由不清的差评，就会抵消骑手一天的疲于奔命。
就如李怡然所写：“任何一项管理成本提升到威胁平台生存的程度，都会为平台果断舍弃。
假使骑手“全部被纳入传统社会保障或与平台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将带来可以拖垮平台的成本，平台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失利、甚至濒临破产，整体业态发展将受到打击”。
而困住骑手的算法，便是这种激烈竞争下畸形的结果。
一张大网
影片中，前程序员高志垒收集骑手对实际路况的了解，设计了小程序“路路通”。起初，我以为电影是在借此表达：合理设计与利用之下，算法是可以“向善”的。
然而，在单王大战的高潮，高志垒之所以被卡车撞飞，就是因为“路路通”的指引。他在“路路通”的提示下抄了近路，以至于卡车司机没法料到有人会从那个方向冲出来。
“路路通”并非是“善”的。它只是对现有规则的补充，可以帮助骑手工作更顺利、更高效。但技术本身的进步无法解决骑手的困境，无法让他们的工作更安全、更有尊严。
影片结尾，高志垒浑身是血，在吵闹的歌厅中呼喊着顾客的名字。在我看来，这一幕之所以如此设计，绝非是为了刻画主角的坚韧与辛苦。这绝对不是个令人感动的场景，而是一个吵闹的、荒诞的、充斥着幻觉与狂欢的收束。
高志垒的惨状，只放大了此时的荒谬：只是为了赶上几秒的送达时限，为什么必须这么狼狈？为了两千五百元的奖金被卡车撞倒也继续工作，值得吗？这个月保住了房子，那下个月呢？只是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什么人会被逼至这种处境？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提出一个概念：“社会加速逻辑”。他认为后现代危机的症结，在于社会时间结构的转变。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庞大的经济利益，生活节奏随之加快，人们却发现，我们似乎与想要的生活渐行渐远了。现代人像是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然而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却更加渴望、倍感挫折。”
其中的原因在于，竞争原则几乎支配了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维持竞争力，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我们只有“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影片中骑手们的困境与高志垒的滑落就是这么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例子。
在罗萨看来，一般的社会加速，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结果。而唯一不被支配的领域，就是福利国家的分配模式与措施。
积极的是，近些年来，针对当下的种种宏观困境，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在频频呼吁“建设中国式的福利国家”。针对人口长期减少和过度萎缩的宏观趋势，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以为，“需要从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入手，解决更为根本性的社会外部性问题”。
而针对当下经济偏冷的困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曾说，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不足的同时提升供给能力。
《逆行人生》或许不是一部多么精巧的电影，但它令人感喟的，是让观众看见了一个人如何在高度竞争、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中踉跄生活。而在我看来，影片暗中呼唤的，是一个房子更经济实惠、医疗费用更合理低廉、劳动保障更实在有力的社会安全网。而这也恰是中国社会上下努力的方向。
这张大网会柔软地兜住任何一个在竞争中不幸落败的人。无论是程序员还是骑手，都可以在这张大网的支持下，有尊严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