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喻户晓的上海代表，为啥写信给时任贵州人大领导表达“担忧”？
转自：刘雪妍王海燕
作家叶辛是上海人，出生于1949年10月，19岁时在贵州砂锅寨插队落户，开始以山野人家为创作素材写作。
1977年，他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后来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被改编为电视剧，特别是《孽债》，上世纪90年代中改编为电视剧播映时，一度万人空巷。叶辛常说，作家有义务把自己的时代写好。这也让他将一部部作品扎根在生活中，以人物命运映射时代脉动。他写生活的苦难，写凄美的爱情，也写无悔的青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他还做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担任了长达20年的常委会委员，是四届老委员（1993年-2013年）。很多人评论叶辛的文字“凝重沉郁”。但生活中的他亲切平易，谈吐风趣，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习惯性挥手“绘声绘色”地描述，充满感染力。对人大履职的20年，叶辛的评价是“珍贵”和“感恩”。翻开当年的人大报道，留下了很多他审议发言的精彩瞬间，他提过很多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建议，而在人大的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多，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厚重的底色。
记者：您曾说，您是带着两副目光来看上海，除了上海人的眼光，还用贵州人的观点、贵州人的眼光、贵州人的视野来写上海。作为人大代表，您当年刚从贵州回到上海时，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叶辛：我虽然是上海人，但1969年去贵州插队，1990年才调回来，我在贵州生活了20余年，所以我的作品多以贵州山乡的素材为主。用文学的话来说，我是在用贵州人的眼睛看上海。我做代表30年，在人大工作20年，其中1983年到1993年是贵州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到2013年我在上海人大任职。刚从贵州回到上海的那年，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开会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有老同志好心地提醒我，让我不要有顾虑，就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建议，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那时候，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在上海作协，接触的都是知识分子，除了作家、编辑，就是沪上的媒体记者。和大家的广泛交往，让我对上海的社会生态有了更深的了解，迅速融入这里的生活，这对我开展人大的工作大有裨益。我当时是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不仅文化教育这一块，财经委、城建环保委等各个委员会全是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比如，我想知道上海的流动人口数量，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从民政部门了解到准确数据；想去基层了解情况，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还是某个街道的绿化状况，他们都非常欢迎我们过去考察，有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随时随地去暗访。这些接地气的调研让我这个小说家快速熟悉上海的生活，也多了一个观察视角。半年后，已经是别人来问我问题了。作协退下来的老同志定期交流，总会说把叶辛叫上，他们想知道上海这件事怎么做的，我都能一一道来。
记者：在上海人大的这些年，您都做些什么工作？叶辛：我在上海人大工作的这20年，可以说见证了人大制度逐渐完善和健全。我记得，常委会是先成立的，后来各个委员会相继成立，有了分工。我当时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所以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多与教育、科技等领域相关，但不局限于这些领域。立法工作是人大常委会的一大重要职能，我参与了很多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有人问我，你们整天就坐在会议室开会吗？我说我们坐在那里是在抠立法的条文呀！与同仁们字斟句酌、反复权衡，力求每一个条款都能完善。也有人问我，你一个作家，能在人大做什么呢？我说，当我和其他60多位常委会委员齐聚一堂，共同审议表决一部法规或决定时，那就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体现。从道路交通治理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长江生态保护到儿童成长的关怀，每一个议题都关乎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福祉，每一项表决都承载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记者：和人大一起调研考察时，您对什么事情印象深刻？叶辛：举个例子，2007年，当时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率队去贵州安顺考察。安顺特有的屯堡文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引发我们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担忧。屯堡起源于明初朱元璋的大军征南事件及随后的调北填南。当时云南梁王巴扎刺瓦尔密反叛，第二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南，经过3个月战争平定了梁王反叛。经过这次事件，朱元璋认识到了西南稳定的重要性，于是命30万大军就地屯军。这一屯，就屯出了600年的“明代历史活化石”。有不少来自江南地区，如安徽、江苏、浙江及江西等地的士兵也被编入征南大军之中。他们在贵州驻扎后，并没有选择返回江南，而是就地安家落户，繁衍后代。这些人在亦兵亦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既不断吸收当地的生产方式，又恪守各自世代相承的文化生活习俗。现在仍然保留着明朝时期的生活习惯和服饰特色。这使得屯堡文化既有自己独立发展、不断丰富的历程，也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遗存。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后，我深感屯堡文化的珍贵与独特。它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体现。回上海后，我写了一篇关于这种文化现象的文章，引起了上海人大多位委员的关注，他们提议再去贵州考察这一文化现象。于是就有了这次贵州之行。在参观屯堡文化一处洞口旧址时，一个穿着600年前明朝服饰的小女孩给我们做导游，她讲解屯堡文化鲜活生动又饱有感情，让我们深受震撼。但是等我们午饭后走出洞口时，那位小女孩已经换上了现代服装。我好奇地问她为何换装，她回答说“现在是下班时间了”。这一幕触动了我，意识到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或许正在淡化。
回到上海后，我立即给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担忧和建议。我认为，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和保护屯堡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避免其在商业化浪潮中失去原有的韵味和价值。同时，我也建议贵州人大能够立法保护屯堡文化，确保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传承和发展。幸运的是，我的建议得到了贵州省委、省人大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石宗源还亲自和我通了电话。后来，他们组织立法调研，2011年8月1日，贵州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我曾是贵州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虽然当时我已经调回人大，但是能为贵州的立法出一份力，我倍感荣幸。同样，贵州的经历也给我在上海人大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助力和更广的视角。
记者：我们翻了10多年前的人大报道，发现有不少您参加立法审议的发言，您的视角很不一样，比如在审议《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您就为科学家说话。叶辛：那是2010年5月，《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提交一审议。草案中有这么一条——为保护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不再规定“归单位所有”，而是明确对发明人、设计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这一条让不少委员眼前一亮。
我当时就申请发言，希望上海在人才激励机制上能率先突破，保障科技人员职务创造发明获得报酬和奖励的权利，要让科技人员、科学家们富裕起来，这对于全社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记者：您当时说，“现在亿万富翁都是企业家、房产商，孩子谈理想都说长大了想当老板，就很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是不是能够通过这部法让科学家也通过发明创造富起来。”
叶辛：是的，虽然我是一名作家，但是我很喜欢和科学家打交道。比如贵州有位著名的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罗锡文。当时在贵州农村，要搬运饲料，通常得两人合力，抬着走20米的路程，他说这样太辛苦了，不如设计个轨道，再配上块板子，轻轻一拉就能解决问题。贵州地形特殊，大块的田地不多，多是分散的小块田地，他就发明了微型的插秧机，轻巧易携，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发明开始，他逐渐成了中国顶尖的农机专家。如今，他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了，在农机领域享有盛誉。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很多，他们在各自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推动社会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要怕科学家富起来，应该让他们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我注意到，上海这部法规今年又再次修订，人才激励机制依然是亮点。今天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些委员提的建议，仍然很有意义。
记者：20年的人大履职，您应该经历过很多重要的大场面。叶辛：确实，但我回想起来的很多是“小事”。我是作家，日常观察比较细腻，提的问题都不大，但都是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地下车库问题、停车位收费标准等。这些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希望通过立法、监督理顺这些关系，让老百姓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记得有一次审议，有位常委会委员提到，上海中心城区有栋楼，原本规划为绿化用地，后来却不知何故被批准盖了楼，这明显与绿化条例相悖。我们审议时，一位委员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直接“质问”发改委为何会批准这样的建设项目、这栋楼为什么还在不断加高。这让我很敬佩，人大代表就是要敢于担当、勇于发声，为老百姓说话。当时我也敢于提建议，也因此让很多部门领导认识我。比如“外墙立面保洁”，这也是件小事。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人大组织了一场专题询问会，我对房屋外墙工作中存在的“涂脂抹粉”现象提了建议。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涉及了复杂的技术和审美层面。
当时我家附近那几栋高楼外墙在频繁地涂漆，一遍又一遍地刷。后来我专门去了解，发现涂料的性能差异巨大，有的只能维持2年，而有的却能保持10年以上，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对小区选用的涂料有更专业的评估和规定？我曾在美国接触过涂料专家，他们告诉我，优质的涂料能够长时间保持色彩鲜艳，不受日晒雨淋的影响，不仅能让城市看起来更加干净、明丽，还能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所以那次会上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有的涂料管2年，有的却能管10年，那么谁的劳动有价值？谁的劳动被浪费了？这个墙涂3遍还是涂6遍，谁去监督？能否对小区选用的涂料有个专业说法？
记者：您当初在做人大访谈节目时，有网友提问，如果代表履职跟本职工作有时间冲突时，会怎么选？您当时的回答是会把人大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人大的工作经历会给您带来什么写作灵感吗？
叶辛：因为写小说的进度是掌握在我手里，我什么时候都能写。你说灵感，其实也不叫灵感，我已经写了50多年小说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写人不是人，写事不是事，写人写事都是要透视出后面的社会关系来。
人民代表来自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社会各界的声音被听见，我在写作中有时也会举例子说两会上有什么议案建议，进行了哪些讨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证明既有的观点或理念，而是探索人性的深度、生活的细微之处，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人大这段履职经历让我打开了视野，加深了对社会、对人的理解，更加懂得社会是怎么运转的，这也给我的创作添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