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台之碑： 关于邯郸碑林内祝寿诗碑刻的考证（上）
转自：邯郸晚报
□侯廷生
丛台公园邯郸碑林里，有块方形碑，8行，其中诗句5行。无年月。时代不明。不少人误解为是当地臣子献给慈禧太后的祝寿诗。
辛邜[卯]冬日于邯郸欣逢皇太后万寿恭纪
冬日如春日，慈云即祥云。一天冰雪净，万国鼓吹闻。阆苑□王母，丛台仰圣君。邯郸歌舞好，恋赏及斜曛。
草莽臣张□□□□□□
“草莽臣张”以下六个字已无法辨认。
此诗碑，只有一些简单的信息，如辛卯，冬日，皇太后万寿。没有明确是哪个辛卯年，也没有指明是哪位皇太后。这里，我们就从这些有限的信息入手，对此碑刻的年代及祝寿对象和诗作者的身份作一探讨，解开罩在上面的谜团。
首先从查辛卯年开始。明清时期的年份有1411（永乐九年），1471（成化七年），1531（嘉靖十年），1591（万历十九年）；1651（顺治八年），1711（康熙五十年），1771（乾隆三十六年），1831（道光十一年），1891（光绪十七年）。
再结合署名“草莽臣张”，初步判断“草莽臣张”是一位在邯郸的张姓知县。事实证明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从而抽丝剥茧，顺理成章地逐步发现了谜团的逻辑关系以及各个孤立存在的资料之间的合理联系。
从“丛台仰圣君”一句看，这是指某个皇帝曾经登上丛台。明嘉靖以前没有皇帝过邯郸，因此嘉靖前各年份可删；而万历十九年（1591）又无张姓知县在任，因此可以判断与明代无关。
清代邯郸知县张姓在任又逢辛卯年的，张云翼，顺治八年（1651）前后在任；张凤鸣，推测在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张恩溥，道光十一年（1831）任。因此又推断与慈禧祝寿无关。
乾隆时期知县张凤鸣，清代县志中无载，民国县志称补于府志。光绪二十年《广平府志》第四册“职官表四”邯郸知县栏“乾隆朝”，记乾隆二十一年王光燮任；其后有吕叔讷，籍无考；王建中、吴高增、张凤鸣，注明“以上三人见三十三年府学碑记”。下面记：韩本晋，籍无考，三十九年任。沈寅，泾州人。席启丰、张隆基、穆九成，三人皆“籍无考”。最后并称“以上县新志”。由此可知，乾隆时期，除了乾隆邯郸县志记述乾隆二十一年以前的职官有序外，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直至嘉庆之前，关于知县的记载缺略过多。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到乾隆六十年（1795），四十年里，只有两个知县是有明确的任职年份，有八位知县留下姓名，其余时段都无记述了。其中的王建中、吴高增、张凤鸣三人，见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府学碑记，是撰写光绪《广平府志》时整理出来并填入县志的。可见，即使这号称“乾嘉盛世”时代，职官都难得能留下完整清晰的记录，遑论其他了。因此，这一时期的邯郸历史与社会状况，基本是空白。
这张凤鸣是不是祝寿诗的作者，仅凭以上资料，显然不能确定。王建中、吴高增、张凤鸣见于三十三年府学碑记，说明张凤鸣至少是在乾隆三十三年前就到了邯郸县，而后面的“韩本晋，三十九年任”，则框定了张凤鸣任职的下限，即在乾隆三十九年前。这一段，可以肯定是张凤鸣任邯郸县知县的时间。但这个张凤鸣是不是写祝寿诗的？仍需要其他材料支持。网查乾隆时陕西耀州知州有位“张凤鸣”。通过查乾隆《西安府志》，得知：张凤鸣，湖北黄冈人，乾隆三十七年任陕西耀州知州。
么这两个张凤鸣是不是一个人？还需要证据。通过查阅《黄冈县志》，这个问题有了突破。
《黄冈县志》（道光十一年本），卷六选举志举人目有其名；卷九人物（职官）有其传：
张凤鸣，号虞溪。少有神童之曰，长尤该博，为乡邦所称道。乾隆癸酉（1753，十八年）经魁，甲戌朔通筮，仕邯郸县。累升兖州知府。常召见行在，奏对称……
“乾隆癸酉经魁，甲戌朔通筮，仕邯郸县”。这个张凤鸣，果然就是邯郸地方志中所记的张凤鸣。他是乾隆癸酉年乡试前五名的经魁。传中未提及其在陕西耀州知州任上事，只说其在兖州府上任职。兖州为皇帝下江南必经之途，“常召见行在”之语，是说他奏对得体，很受乾隆的待见吧。
现在，基本形成了圆环。张凤鸣至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任邯郸知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陕西耀州知州。有资料表明他在耀州任上至少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可以基本清楚，他是由邯郸知县任上，晋升到耀州知府。担任邯郸知县这个职位，是他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乾隆三十三年到乾隆三十七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六十多岁的乾隆，给他的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八十祝寿活动。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十三岁时入侍雍亲王府邸，号格格，为雍王胤禛藩邸格格。康熙五十年（1711）生弘历（即乾隆皇帝）。雍正元年（1723）封为熹妃，雍正八年封为熹贵妃，统摄后宫。雍正十三年其子弘历即位，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崇庆皇太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1777年3月2日)去世，葬泰东陵。谥“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她寿数之高，在清代皇太后中居于首位，在中国历代皇太后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乾隆生于康熙辛卯，即康熙五十年。六十年之后的辛卯年，乾隆三十六年，适逢太后八十大寿，万民欢呼的祝寿活动，是在辛卯年冬天进行的。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顺，大会上，已经满六十岁的乾隆，还在堂上为母亲表演彩衣之舞。这时，远在邯郸任上的知县张凤鸣，在“辛卯冬日（十一月初一）”于邯郸“欣逢皇太后万寿”，写下了这首祝寿诗。
我们虽不能说张凤鸣后来的官运亨通一定与他的这首祝寿诗有关，但肯定对他的仕途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写歌颂皇帝的诗也是有着传统的。若干年后乾隆下江南时，这位善于写颂诗的官员正在兖州知府的位子上。这并不是巧合。
清高宗乾隆帝南巡前后一共进行了六次，1751年（乾隆十六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巡幸江南，乾隆是乘船顺大运河南下。来回所经，有一个重要地方，兖州府。兖州府所辖，有孔子的家乡曲阜、孟子的家乡邹县。
兖州府原为兖州，明洪武十八年（1385），升兖州为兖州府。故治在今兖州区。领济宁、东平、曹、沂四州二十三县。
清因明制，仍称兖州府，属兖沂曹济道，并为道治所，仍领四州二十三县。雍正年间(1723-1735)，沂、曹、济宁、东平四州直隶于省，先后割县十三，不再领州，只领滋阳、曲阜、邹、泗水、滕、峄、汶上、阳谷、寿张十县。金乡、鱼台、嘉祥归济宁州；东阿、平阴、东平州归泰安府;曹州、单县、成武、曹县、定陶、巨野、郓城建立曹州府；沂州、郯城、费县建立沂州府。
张凤鸣后来离开耀州，来到兖州府任知府，这就是其家乡湖北《黄冈县志》所说的“累升兖州知府”。客观地说，此前张凤鸣所在的陕西耀州，不是什么富饶之地，根据清乾隆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因此地闹粮荒，地方官上奏皇帝的折子中即称“耀州等处地居偏僻，粮贩鲜到”（据秦承恩覆奏)。所以从耀州到兖州府，从知州到知府，张凤鸣又晋升了。
根据乾隆六次下江南的时间，我们可以肯定，张凤鸣在兖州被皇帝“召见行在”的，只能是后两次：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至少在乾隆四十一年，张凤鸣还在耀州任上。位于陕西省耀州区阿子乡让义村西北300米处有柳公权与其兄柳公绰墓各一处，东西并列，东为柳公绰墓，西为柳公权墓，两墓冢前各立墓碑一通，碑文上下款相同，上款：“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书”;下款：“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知耀州事张凤鸣立石”。乾隆丙申，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可知张凤鸣在耀州任上至少待到这一年。又据《欽定盛京通志》卷四十一职官三奉天府：奉天府有府尹、府丞、治中、通判等，张凤鸣即任治中：“张凤鸣，湖北黄冈人，乾隆四十七年任（只任了一年）。
那么，张凤鸣在兖州府任上，究竟是在任奉天府治中之前还是在之后，显然有着不同的结果。如果在之前，那他见到皇帝的时间，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如果在之后，则见到乾隆皇帝的时间则在乾隆四十九年。
由于现存《兗州府志》只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鹏翮本和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陈顾本，无法查阅乾隆三十五年以后的兖州知府名录，因此一时无法判断张凤鸣在兖州知府任上的具体时间。但无论如何，他在兖州知府时觐见乾隆并再次献诗，受到乾隆皇帝的肯定，应该是情理之中。（待续）
首
清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