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 读懂中国经济：既需要创新结构主义框架，也需要二元体制分析逻辑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新古典主义的索洛和结构主义的刘易斯二元发展等三大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后来的新结构主义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增长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了中国建国以来GDP增长的来源。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虽然强调国家的作用，但仍然建筑在微观为一元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然他们相信政府用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可以抹平萧条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其分析对象是既定一元市场体制的国民经济，侧重点在要素价格机制调节各种要素最优配置，以及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等方面。而结构主义的增长理论，其场景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的过程中，重点分析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向城市工业高生产率领域转移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结构性城乡就业供求及劳动力价格调节是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配置的动力机制。不论之间有着对国家作用和市场作用，或者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的不同看法，但其微观经济基础，都是一元的市场经济体制。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与上述理论相比，较为贴切中国发展历程地分析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以来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后发优势的增长奇迹。认为，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其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1
我认为，这是系统解读中国经济奇迹在经济学理论上一个独特的创新性的进展。
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个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结构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双二元转型的经济体。而且，其体制并不如同东欧诸国和俄罗斯一样5年左右时间完成了瞬时转轨，而是一个渐进了40余年二元体制还没有完成并轨的国家。因此，笔者认为，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可能并不能准确地解释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有可能不能深刻地分析我们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还也可能不能够找出未来中国还能保持理想经济增长速度国家应该作为（重深化改革，还是重其他）的战略和对策安排。
其不足很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经济体的针对性不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最明显的特殊性就是特长周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同时又是一个二元结构转型的国家。二元结构的要素剩余，主要是指农业中自然存在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而体制性剩余要素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因城乡和国有企业中闲置和低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对于二元体制经济客体，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方法也可能存在对此针对性方面的缺陷。对体制扭曲性剩余分析，最需要的思路和方法还要用二元体制的学理逻辑和框架。
（2）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活力还是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刺激流动性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向一元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潜能在结构性的剩余要素之中，当经济趋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式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可以支撑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二元体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于扭曲锁锢的各类生产要素和资产价值。财政和货币总量性政策刺激无法纠正体制扭曲，只有体制改革才能释放被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资产市场价值。
（3）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源丰富国家公共租金管理政策的作用，但实践中如果过度化会产生相反的负作用。其主要政策主张之一是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于人力资本、基础设置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对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提供因势利导的支持。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全口径的政府宏观税费收入占GDP一度曾达到过38%，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特别是地方政府将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低补偿征用后，当作公共资源在行政垄断性的竞价平台出让，形成收入绝大部分归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是，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投资相比基础和其他公共设施投资不足；大量的土地出让资金和债务源源不断地投入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和楼堂馆场等设施；每一项重要的产业支持都由部门和地方政府来集中投入办大事，于是芯片、电动车、风和太阳能、合作社和乡村振兴等诸事政府补贴泛滥，骗补套现之风四起。结果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长期呈下降趋势，而且城乡间、居民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其资产拥有方面差距也同时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产业资源配置信号和竞争机制受到扭曲，经济增长乏力。
（4）政府有为既有正作用，有时也会有政府过度作为和乱作为的负作用。市场有其失灵的方面，如信息不对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贫富差距等等，需要由政府对其进行有为的调节和弥补。从正作用看，中国确定年度及中长期发展目标、制定五年发展规划、部署年度经济工作，各部门和各地实施规划和部署，并且检查评比和各地竞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过度作为和乱作为，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在排污、碳排放、拆除违建、食品和生产安全等诸方面，缺乏因事、因企、因地精准治理，管控上往往出现诸如“拉闸限电”这样“一刀切”的行动，成为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来源；一些地区形成各环节预算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大上项目、平台企业大幅举债、国有企业热衷垫资建设和国有银行放心给地方投资平台和国企发放贷款的“追求新政绩—不还旧债务—越积债越多”的恶性循环；本来由市场调节和法律规范的经济运行，政府和各行政部门限制性规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细，就业、投资、建设、销售等前置的证书、资质和评价，过程中的验收、调研、评比、检查、整治和罚款等等，也多如牛毛。如此种种，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营商环境，干预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加大了企业应付体制扭曲的成本，成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大多都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均有不适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分析和实践指导的不足，采用了农业传统部门和工业现代部门结构转型的分析逻辑和框架，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其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认为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政府集中和分配资源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强调国民经济资本积累、工业化过程、计划调节和人口控制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上，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给出的策略建议是不引投资和多借债资；而提出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是进出口配额管理、汇率官定和高额关税。然而，拉丁美洲是实施早期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偏重政府主导理念的地区，与偏重市场调节主导理念和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港和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相比，前者在经济发展方面20世纪二战后早期似乎有一定的成长，70年代开始乏力，20世纪后期则因经济负、零和低增长而进入了称之为拉美失去的20年；而东亚上述诸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后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21年，中央和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市场体系的意见，2022年初中央主要领导签署了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的法令。时至今日，需要避免实践上对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曲解，防止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二元体制的拉锯和胶着，甚至一些方面计划体制的复归。中国转型的关键任务仍然是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并且也只有继续深入地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才能促进二元结构的加速转型，释放新的生产活力和价值潜能，加速经济增长，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进入初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因此，二元体制视角的经济分析，可能也是中国经济解释和发展战略及政策制定方法论主要的逻辑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10(01).P1-32.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3.楼堂馆场：指过度豪华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设施，政府、人大、政协和各局委办办公楼宇，各类会堂、供过于求和豪华的图书馆、博物馆、成就展览馆、科技馆，各类面积很大的广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