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蕃两修《贵州通志》
转自：贵州日报
天河潭风景区里的吴中蕃先生墓简介。
《黔诗纪略》（同治十二年刻本）收录的吴中蕃诗。
贵阳市天河潭旅游风景区内有一位明末清初归隐于此的士人——吴中蕃（1618年—1696年）的遗迹，他虽隐于此却显于世。吴中蕃是著名诗人，著名戏剧家孔尚任读了其诗集《敝帚集》后，立改“黔阳全无人才”的论断，为其诗集作序，评价他“即中原名硕素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他也是贵州名士，清康熙时贵州两任巡抚曹申吉、卫继齐主修《贵州通志》，都邀请他担任主撰，并最终修成清朝贵州第一部通志。
吴中蕃第一次修《贵州通志》时55岁，是受到贵州巡抚曹申吉的延请。康熙十年（1671年），曹申吉到任。此时大清一统，贵州纳入疆域，但明末以来贵州诸多史事鲜有典籍记载。于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贵州巡抚曹申吉等人“率黔有司与夫硕士之有文者”，开志局，修通志。
是年正月十一日，55岁的吴中蕃受到编修《贵州通志》的聘请。对此，吴中蕃在《敝帚集》中的《纪梦诗》有记，“癸丑正月十日，梦冥司遣卒相召，作语以有母在堂，请一诀，许焉。拜辞之下，涕泪交颐而寤；寤而复梦如前。时从友所借得《列朝集》，披览竟日，盖不知老之将至也。次日，当道有修志之聘。”诗中“半世删修且勿云，眼前哺乳正纷纷。事皆未了无如母，难不相从已后君。自制挽歌观颇达，妻临斜被谥何文”等句，道出了自己爱妻刚亡，心中悲痛万分，堂上又有老母待养，家中琐事缠身，自己老之将至，修志耗时费力等内心苦楚与万般艰难。
此次修志，吴中蕃的好友潘驯（字士雅，贵阳人）也受到曹巡抚的聘请。吴中蕃与潘驯既是处境相似的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虽然修志面临很多困难，但想到曹巡抚的诚心延请，想到这是清朝贵州第一部通志，想到能与至交好友合作、共同为贵州的文化事业出力，吴中蕃还是决定应下聘请，与潘驯一起领衔志局，修《贵州通志》。
潘、吴二人既熟悉地情、又志趣相投，一起修志，自然事半功倍。道光《贵阳府志》记载，此次修志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至是年十月成书，仅历时六个月。
对于此次修志，潘驯也有诗文记载，其《癸丑修志用曹中丞韵》中“名山灰炉文谁在，故老凋残事不齐。多少幽潜难尽纪，几回落笔鬼环啼”等数句，道出了此次修志搜集典籍、记述旧事之难。后世史家对于潘驯此次修志有很高的评价，乾隆《贵州通志》评价他“自万历丁酉以后六十年事实，悉出胸臆，无丝毫舛缪，其博闻强识如此”，道光《贵阳府志》说他“举六十年事实，补其散佚，数月而成，人称其博洽敏捷焉”。
吴中蕃第二次修《贵州通志》时已74岁，是受到贵州巡抚卫继齐的聘请。康熙三十年（1691年）九月，卫继齐调任贵州巡抚。此时，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的《贵州通志》经吴三桂叛乱，“未及通行”，刻版尽毁。贵州巡抚卫继齐、布政使董安国等人“再四搜求”，“仅得抄本数册”“又多残缺”“字漫漶不可读”。于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卫继齐“延老成积学之士，各视所长，分任星野、舆图、农田、户口、山川、形胜、贡赋、物产、风俗、学校、兵防、武备等志”，决定重修《贵州通志》。
对于费尽心血修成的《贵州通志》最终毁于兵燹，吴中蕃内心也满是遗憾，曾作《梦曹澹余先生》，“每经开阁地，辄动扣门悲。桃李虽犹在，风光竟属谁”等数句道出了当年开局修志，而如今却物是人非的情状。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时年74岁的吴中蕃应下卫继齐聘请，领志局，再修《贵州通志》。关于此次修志，吴中蕃有《再入志局》诗，“犹是华阳旧著书，可堪回首廿年余。才因患难都消尽，识赖磨砻略胜初。滥以勿追充法服，暂将不律当耰耡。词人冠冕吾何敢，惭愧诸公曲假予”等记述了其二十年前修志与当下才华消尽、见识略涨的境况，吐露了自己完不成诸公托付的担忧，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定会用力耕耘，再修通志、不负诸公的决心。
翻阅康熙《贵州通志》，总订（总纂）一栏下有吴中蕃、李祺，分编下有刘子章、周起渭、黄嘉谷等六人。这其中，周起渭（号渔璜）也是贵州名人，他22岁就中乡试解元（第一名），参加修志时仅27岁，此时正春风得意。吴中蕃领志局，正为修志人选发愁，一听说名噪一时的周渔璜也将共事，心中欢喜异常，作诗赠之，诗中“欲觅替人欣已得，可知倒屣自难禁。愿将绝俗超凡事，慰我相期无限心”等数句直抒胸臆，将周起渭加入志局，自己内心的欣喜，以致“倒屣”相迎的期待之情吐露而出。
在巡抚的全力支持、周起渭等人的得力协助下，志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告成，历时不到十个月。然而志书虽成之速，但却成之十分不易。为此，吴中蕃有《志成》诗“机杼时时织肺肝，羞糜楮墨与盘餐。大书特笔谁当任，细讨穷搜我欲殚。山海且须烦郭璞，铁盐不用论桓宽。裁成勿道无轻重，一统舆图仗此完”。将修志的劳心费力（织肺肝）和自己十个月来投身于编修通志的纸墨（楮墨）之中，大到志稿裁定总纂、小到细心考订、穷尽资料搜集（细讨穷搜）一一道出。
关于吴中蕃两次修《贵州通志》，后世史家也有很高的评价。道光《贵阳府志》说他“康熙中，贵州修通志，中蕃再入志局，其叙大事记甚合史法，总督欲荐之朝，中蕃固辞而止”。清同治年间，莫友芝编《黔诗纪略》作《吴滋大先生传证》，也高度评价其两次应聘修《贵州通志》。
历来修志艰难，贵州修志尤甚。清初贵州巡抚阎兴邦总结贵州修志有星野难齐、典籍难稽、政治难详、风俗难同、户版难稽等“五难”。而吴中蕃于康熙年间克服万难，在逾天命、古稀之年再修《贵州通志》，终成清朝历史上贵州第一部通志，为贵州历史文化传承添一瑰宝，实在让人赞叹钦佩。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和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