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勇谈经济：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性与经济学解释的难点
摘要：从中国1978年以来的实践观察，计划或二元体制并存造成资源利用的闲置和低效率，形成了体制剩余，使生产能力被扭曲所禁锢，增长速度就呈现低缓状态；推进改革纠正扭曲，释放生产力潜能，就会加快增长速度。对此，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时，需要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由流体、渠道、闸口和开关组成的运行体系，其中闸口表达各种体制安排。因而，在核算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时，在原有流体内生变量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引入测度体制变化和状态的闸口变量，包括禁止和允许的开关变量，即将扭曲差值作为分析的主要内生变量。据此在学理上建立的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分析过程和体系，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并基于经济学理论给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展望。开一《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的专栏，今天发出之一。
周天勇
二元体制国民经济分析逻辑和方法讨论的目的：一是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增长奇迹的来源解释清楚，从中找出一些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变动的规律，总结归纳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经济学理。二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客观现实，寻找其深层次的原因；同时假定在大力度改革受阻，经济任由自然增长趋势下，未来面临的困境、风险和挑战。三是展望未来经济增长，从差值推算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还存在的各种体制性剩余，安排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方案和重大的发展举措，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
建国初的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1950到1956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97%。
1957——197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只有4.61%。1956年完成对工商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借鉴苏联经济体制，1957年开始成为了一个城镇和农村分别以国有企业和高级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全国形成计划生产、行政定价、统购统销、国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体系。从经济投入产出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较快的经济体比较，资源投入高、财富产出低、GDP增长处于中偏低速度状态。这二十一年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1.21%①，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61%。
世界奇迹：改革开放后33年的努力，GDP年均10.02%，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开始了资源从行政计划分配向市场机制配置、所有制结构从城乡国有集体向与个体私营外资并存的转轨。其间三次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释放了禁锢在计划体制中的生产和需求潜能，推动了1978—2010年经济的高速度增长。TFP年平均增长3.70%，GDP实际增长率年平均10.02%。三十三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GDP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
2011—202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放缓的时期。TFP年平均增长下降到1.94%，GDP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为6.33%。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11年，中国经济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了三十四年，当时人均GDP为5432美元。韩国经济2003年从8%的高速增长回落，增长阶段为四十三年，回落年人均GDP为14672美元；②中国台湾地区经济1998年从8%的高速增长回落，高增长阶段为四十八年，时年人均GDP为12598美元。③中国经济按道理还应该高速增长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不应该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左右的状态下，增长速度回落到6.3% 左右的水平上。
中国经济增长之迷和之问：这给国内外经济学界提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中国经济奇迹来源于哪里？为什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经济增长回落到中速水平？展望未来的中长期，中国经济还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吗？
各类以流体变量为主的模型，对于体制不断变动之中国经济的分析可能有逻辑方法上的缺陷。从现有主流经济增长的模型看，有假定市场配置资源经济的索洛增长模型，有描述发展结构转型的乔根森增长模型，也有强调投资积累重要性的哈罗德增长模型，还有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罗莫增长模型。然而，毫无疑问，一是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二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渐进转轨二元体制并存的国家。各种体制因素，肯定是影响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的根本和控制性自变量。
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内在因果分析的难点在于，体制扭曲及其改革虽然禁锢或者释放生产力，但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变动，并不是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和其他流体性影响因素。学界就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探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就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过研究，采用客观指标，同时结合专家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改革的重要性赋权，来衡量不同时期改革进展和效果，分析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④缺陷在于：即使对客观指标赋权，也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对各项因素的加权，与客观比例仍然会有差距；而且，虽然一些因素可能是内生的自变量，但是影响效率、产出和增长的体制因素，并未作为自变量进入内在因果变动的分析。笔者也看到一篇用新分析方法，以投资率、政府规模和人力资本作为预测变量来拟合对中国的合成控制对象，进行改革中国与合成国经济增长的比较，来阐述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文献。⑤但是，其缺陷在于：中国改革是计划所有制结构体制方面的改变，而合成国家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体制；而从变量性质来讲，还是没有突破体制因素不能作为自变量进行内生分析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