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衍：中国经济筑底回升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源：人大CMF
闫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本文转载自12月15日中诚信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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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经济没有实现“报复性反弹”，但实现了“恢复性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经济复苏过程呈现出一定的波浪曲折。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筑底回升阶段，并且呈现出六大特征。一是增长动力结构性调整持续，第三产业、最终消费的增长贡献率达到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但第二产业与资本形成的增长贡献率仍有待提高。二是工业与服务业生产有亮点表现，其中装备制造增加值与服务消费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新的增长动能仍在积蓄。三是物价水平偏低、通缩压力仍存，三季度价格水平有所改善，但10月以来价格水平边际回落。四是货币供给与融资需求剪刀差有所收窄，但需要警惕资金空转与资金活化偏慢的问题。五是需求不足的压力依然突出，“三驾马车”皆有一定下行压力，供需失衡的问题仍待缓解。六是结构分化的现象依然突出，不同领域的复苏冷热不均。伴随着经济波浪式复苏，2023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压力不大，增速仍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2024年我国经济延续复苏仍面临六大领域的风险与挑战。一是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有所加剧，大国博弈与去全球化浪潮并存，欧美加息带来的紧缩效应正在释放，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二是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受制于债务约束，居民消费难以短期扩张，出口面临外需偏弱的约束。三是微观主体信心不足，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投资与消费意愿仍需要夯实与提振。四是周转流通速度较慢、成本偏高，持续制约企业利润改善，微观主体改善仍需时间。五是仍需警惕房地产下行中风险的持续外溢与传导，2024年将是房地产调整转型的关键之年，政策调整以及“三大工程”或将带来房地产市场边际改善。六是宏观债务风险处于高位，宏观杠杆率或突破300%，付息压力或放大经济与金融的脆弱性，中西部省份的化债约束或也将制约基建投资的增长空间。
虽然多重风险与压力犹存，但在拖累因素的减轻，经济生产端的韧性，新旧动能的转换，前期稳增长政策效应的释放，以及后续政策发力仍有充足空间等一系列积极因素支撑下，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或仍将为5%左右。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对于稳增长的定调更加积极，“进”与“立”的重要性将有所提升，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力度或也将有所加大。
在明年的各项宏观政策操作中，财政政策应当更加积极，以有效应对与化解四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周期性、结构性及趋势性问题叠加，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财政政策需更加积极；二是地方债务风险仍然突出，需财政政策继续发力为化债留出一定空间；三是供需失衡仍存，需求偏弱、价格水平持续低位，积极财政政策应当继续发力；四是地方财政承压、保民生压力不减，也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同时，财政政策也有充足的发力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特别是中央政府杠杆率偏低，按照政府部门负债率为60%以及实际GDP增速为5%测算，2024年我国政府部门债务空间约为9.6万亿。在上述背景下，建议2024年我国狭义赤字率可安排3.6%，赤字规模超过4.8万亿，赤字分配应进一步向中央倾斜，让更多的宏观调控职责回归本位，其中中央赤字规模安排4万亿，地方赤字规模安排0.9万亿。专项债新增额度建议保持3.6-3.7万亿左右的较高水平，保障存量项目资金接续，满足其他创新用途、优化支出结构，使用上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加大投资撬动。
2024年面临的形势可能比今年更加复杂严峻，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暴露，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会强于不利条件，相信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顺利达成，并将进一步惠及居民及企业等微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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