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串起的新闻史（图）
转自：天津日报
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原院长、教授吴廷俊先生领衔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新书首发式于天津师范大学举行。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指出《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份声名卓著的报纸，在新闻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吴廷俊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公报》的历史，此次300多万字的新书《〈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吴教授四十余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专著刷新、订正了前期研究工作的分析和评论，代表了关于《大公报》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认为此书是中国新闻史中个案史的最高成就。吴教授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古稀之年完成了此部巨作，其开掘之深，考据之详，思考之精微，观点之独到，是《大公报》史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同时，吴教授的学术研究为学界研究新闻史提供了一种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价值观。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吴廷俊教授编著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录《大公报》47年历史的巨著，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书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吸收以往《大公报》史的基础上，将《大公报》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我国有关《大公报》研究的最高水平。
报史 年表 报人全方位呈现《大公报》历史
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史料翔实 内容丰富
在书中，吴廷俊指出，史料对于修史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史料的搜集、甄别与整理的艰苦性也是众所周知的。笔者同所有治史者一样，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为了撰写这部《〈大公报〉全史(1902-1949）》，笔者不仅几次阅读 47年尘封的旧报纸，而且阅读了大量《大公报》人的文集、日记、传记与报馆的内部文件，以及有关回忆文章,整理编辑了两百多万字的史料。
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笔者被《大公报》史上先贤们忘己无私的精神、文章报国的情怀、穿透迷雾的眼光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所折服，有时读到某一篇好文章时，不禁拍案叫绝。但是,由于篇幅和行文所限，不能将这些好文章完全引用，于是便精挑细选，汇编成册,成为本书的年表卷。
或许有人认为现在很多史料已经数字化了，查询起来极为方便,出版本卷意义不大,甚至有些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尤其是对于非专业研究者的普通读者而言，除了提供方便之外，本卷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报史中史料的原意。一般来说，作者修史，使用史料时，为我所用，难免“断章取义”甚至“寻章摘句”，这样很可能会伤害原意。本卷可以让读者不仅知道报史中史料的出处，而且了解史料的完整意思。其二，读者直接阅读《大公报》人留下的文字，自主地与其文本对话，也可更深入地了解《大公报》的办报风格与办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