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衣堍：《瓦屋村》印象
《瓦屋村》印象
文/衣堍
一
长篇小说《瓦屋村》出版了，这对于作者谭建兰女士而言，是一件大事，这是她换脑转场生出的第一个“孩子”。
谭建兰是一个特别的人，她是一个“活着”的忙碌的民营企业家。她的生意是做农村产业的，之所以加个着重符号特别说她是“活着”的企业家，是因为她不是那种功成名就金盆洗手归隐林泉的企业家，闲着无事来重拾她的初心文学梦想，她还在一线忙碌。她还在做着她的辣椒产业发展，仍然在田间地头与椒农打交道，雇了几十个人在搞辣椒加工，还在全国各地跑市场。不仅如此，她投入了五六年的李子产业，今年正大量挂果，天天还在发视频，努力销售丰收了的李子。她时常还在为一场大雨、一场冰雹、一场持久的干旱焦心发愁。尽管一天忙个不停，她却挤出零零碎碎的时间，埋头写出这部差不多四十万字的长篇巨作来。
之所以说，这部小说的出版对她而言是一件大事，还在于她那只有初中的全日制学历。尽管她是一个好学的人，陆陆续续看了不少的书，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但要写出这样的巨作，对她来说，仍然是何等艰难！她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这艰，不仅是企业家与文学家不停地换脑转场，这苦，不仅是时间的挤压，还在于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
熟悉谭建兰的人都知道，她无疑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注意，我用的不是“会”，而是“很会”。她最擅长表达的方式是说。与农民打交道，她要说服他们，他们才会跟着她干，由粮农（种植粮食的农民）变身为椒农（种植辣椒的农民）、李农（种植李子的农民）；与商家打交道，她要推销她的产品，不会说或者说不好，生意就做不走；她也常与官员打交道，农业产业不能够赢得官方的支持，是举步维艰的。她经年累月用说的方式来表达，表达她的观念，描述她的产品，倾吐她发展产业遇到的苦和难。也因为她能干会说，她当选为三届市人大代表，也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正如一个人会说不是天生的一样——她的会说有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锻炼，会说的，也不是天生会写，会写也是需要锻炼的。
但是她克服所有的难，写出来了；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写了这么长；不仅仅是写得长，还写得好，并出版了——这出版，不是自费出版。
二
说了作者这个人，现在说说这本书。
这本书无疑是本勾人心魄的书。我曾在生日那天下午“失踪”了4个多小时，中午起床未将手机静音关闭，我捧着这本书从下午两点看到傍晚六点二十分，直到老婆着急地打开房门。这么长的一个下午，我沉浸在瓦屋村的世界里，跟随着小说中的人物欢笑哭泣，竟然没有上一次厕所，竟然忘了这天我四十八岁。
虚拟的瓦屋村，浓缩了打工潮兴起状况下劳动力锐减、老人小孩无人照料、产业空虚土地荒废老屋垮塌的山区农村现状，也是在脱贫攻坚时代背景下，县乡村干部带领村民们全力以赴殚精竭虑发展产业致富奔小康历程的缩影。这些场景，对于我这样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多年的人来说，是熟悉的，这本书，引导着我在往事中徜徉。更吸引我的，是瓦屋村里那些人那些事，刘冬麦敢说敢干风风火火，但是诚实善良；刘冬麦与马有才这一对“杠精”鸳鸯爱得风趣横生，马有才意外身亡，刘冬麦痛得死去活来；队长刘粮田做群众工作的睿智，刘书芝爱得肝肠寸断，香兰（向胜麦老婆）恨向胜麦恨得咬牙切齿，秦从西阴险狡诈机关算尽自作自受，向春谷让人心碎的遭遇……
书中的人物是鲜活的，形象是丰满的。刘冬麦从一个打工妹逐步转变成为村主任，她的选择有着诸多现实的考量，在家当村主任，工资收入会大幅减少，但是在家，可以照顾年迈的婆婆、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些为民做事的情怀。几经犹豫徘徊，终于回乡了，通过选举，她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开始当村委会主任有诸多的不顺，准备不充分导致当场“翻锅”的糗事发生了，由于考虑不周冲动行事立马遭到“报应”了，逐渐地，办事沉稳起来，成功举办春节团圆宴赢得了民心站稳了脚跟。逐渐地，从村委杂务中脱身，开始发展辣椒产业，刘冬麦开启了吃尽千辛万苦开拓辣椒市场的艰难之旅，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辣椒烂市时节，临危不乱，即使从农民手头收购来往河里倾倒，仍然坚持价格不降，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贷款、烘烤、冷藏，渡过了难关，也因此打了翻身仗，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市场。“烂肚子”向胜麦烂到底了，也在逐步转变，从一个一年四季挎着一件稀拉变形的西装，在外头“冲壳子”在屋里“糊浆子”的外强中干的懒人烂人，被老婆香兰一壶开水浇醒，逐步发展辣椒成为积极上进的致富带头人。老支书汪明高，在瓦屋村当了几十年支书的秘诀是喝两杯茶，既不得罪向家，也不得罪刘家，但是村子几十年江山依旧面貌不改，逐渐地，在刘冬麦和第一支部书记谭丽华的影响下，内心起了波澜，逐步做出改变，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刘书芝也从痛失爱妻的自艾自怜中逐步走出，参加到辣椒产业发展的管理中来。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特别生动，生活气十足，比如：“我们向家人还有人想舔肥屁眼儿勒！”比如：“他摸角角鱼也摸不出个名堂。”语言地方特色明显，比如“勒”“唛”这样的语气词，比如“吵吵撅撅”（相当于吵吵闹闹、骂骂咧咧）这样的动词，比如“老子给你几板凳，弄你遭汤药钱”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小说几乎就是一个方言俚语的展示台，读得懂的人会顿觉妙趣横生。
小说记录了渝东南的民俗，比如哭丧，数着亡人的好，扯着调门，拿腔捏调，长短相协，高低相和，十分动人。这种哭丧的调子，也被刘冬麦的婆婆呼天抢地地用来威胁儿子儿媳，要求他们把她弄到医院去做白内障手术。比如啰二调，衍生出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啰二调，还现实存在于渝东南农村，在瓦屋村里，许多人物也不时来几句啰二调的顺口溜。
小说也记录了时代，呈现了一段段历史，脱贫攻坚的历史，辣椒产业发展的历史，乡村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
三
可以这样说，只有谭建兰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瓦屋村》这样生动形象的小说，此书也展现了以谭建兰为原型的刘冬麦及其身边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在当今，在小说越来越趋向于文人化，学院派作家越来越多的当今，谭建兰这样接地气的作家显得特别珍贵。
小说虽然都是虚构的，无中生有的，但是在谭建兰的笔下，或者这只是一个挪移，从现实生活挪移到虚拟世界中；或者这只是一个集中，从现实中多个人物的性情、故事、特征集中到虚拟世界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从现实中一个人物的行事风格、俏皮话语、动作神态分散到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并适当加工处理。这样的小说，看起来现实感更强，可信度更高，更能够让读者找到生活中的回音壁，产生共鸣。在文人小说中，小说的故事情节、生活场景和人物所说的话语等，主要来源于作者的采访（无法深入骨髓地体验小说人物的内心）、作者的阅读，作者推己及人的猜测揣度。比如同样是写乡村的《宝水》，作家乔叶的写作技巧远远高出谭建兰，但它生活的原生态状态，或者说它生活气息的浓烈程度，却远远低于《瓦屋村》。我并不是反感文人小说，而是我们看到的小说，绝大多数就是文人小说，其在材料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编排上，显得技高一筹，毕竟，专业的人才更有可能干出专业的事。但我个人以为，有着作者生活印迹的小说总是更能够打动人，比如阿城的知青小说，陈建功的煤矿小说。
所以说，谭建兰这样的作家是稀有的，《瓦屋村》这样的作品是珍贵的。我们应该多多鼓励这样的作家，我们要珍视这样的作品。
四
看完《瓦屋村》后，我这个在乡镇工作多年并发展过辣椒产业的人，重温了辣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巩固深化了通过辣椒加工、冷藏延长销售时间和销售半径，克服鲜活农产品周期性销售难题的产业发展认识。对于产业发展经验欠缺的乡镇干部，这无疑是一部教科书，有清晰可复制的产业发展路径，有一套生产无忧、销售不愁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无疑，这或许是谭建兰写作这部小说的动力之一，把她参与其中凝结自己心血的产业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来，甚或有借助文学的力量传播、做火“石柱红”辣椒品牌的动机。这并不是见不得人需要遮遮掩掩的事，这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很常见，从维熙的《酒鬼西行》小说就是为山西的汾酒做宣传，吴晓波的《腾讯传》就更显而易见。
但这毕竟是小说。小说有许多功能，政治教化、文化传载、历史记录等等，这些，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应该有。但是这有，应该是顺带有的，就像在《瓦屋村》这本小说中，辣椒、脆李产业初步发展的过程，是在一个个生动的人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柔性展现的。这些功能绝不能大于小说，就像小说中尾声部分提到产业发展的产前、产后、价格保护等等机制，就显得有些生硬，文学性大大减弱。
看完《瓦屋村》的人，在第一线发展产业的人或许会受到启发，但鲜有人会把它当产业发展的教科书——尽管《瓦屋村》记录、总结的是实实在在存在并经历史检验的好的产业发展方式。何况，在第一线忙碌的人未必会有时间捧起这本六百多页的小说。
小说里有太多方言，作者或许亦有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的冲动，不过，太多的方言也确实不利于传播。当然，这两点是遮掩不住良玉光芒的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