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解锁”中国历史密码本 继承大运河巨型文化遗产｜川流中国·开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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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张峥边雪南京报道

如果说，长城是固态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流动的遗产。人文地理电视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制片人、总撰稿陈汉元曾撰文提到，从中国地图上看来，长城和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长城犹如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犹如深沉的一捺，正好组成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汉字“人”。

大运河时间悠久，从历史流到当下，在空间上又纵横成网，在中国地图它占据半壁江山，以蜿蜒身躯书写半部华夏史，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联结体。大运河本身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管理等多层面信息、智慧，从历史流到当下，成为一部流动的“国家记忆”历史密码本，等待我们去破译解码。

如何更好地保挖掘、保护和阐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丰厚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大运河这一笔巨型活态文化遗产，让大运河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当下有识之士重点关心的课题。

在大运河流经的多个省市中，江苏省既是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所在省份，是“大运河第一锹”所在地，也是大运河、长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南京，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采访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

▎封面新闻记者在南大历史学院采访贺云翱

贺云翱2006年开始以专业身份关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十几年来走遍全国大运河沿线，进行实地调研、专业考古工作，收获甚丰。他重点参与了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调研及主持多项大运河田野考古工作，大运河文化带尤其是江苏段的决策咨询调研工作，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在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多次提交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紧密相关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建议等。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大奥秘：

“重构自然山河”

纵观中国地理版图会发现，黄河、长江、淮河等天然大河都是自西向东，横向流动。彼此关联不大。而总体是南北纵向的大运河，则像一条带子，将长江黄河等串联起来。这一点被贺云翱格外重视，“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华文明大有裨益的大奥秘：中国自然大河流缺少彼此之间的沟通，不同的政治集团就会利用地理板块各自为政，形成隔江而治或者隔淮而治的割裂局面。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扬州组织开挖的邗沟首次把长江和淮河打通。淮河以北则是通过古代的泗水，到达济水和黄河。这样一来，长江、淮河、济水和黄河‘上古四渎’打通了。之后，隋炀帝大兴运河，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江河被打通，相当于四个文化带被全部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板块。这实在是一个重构自然山河、重构文化板块的宏大事业，对我们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意义重大而深远。”

贺云翱提到，“在中国古代，大运河最大的功能看上去是运输功能，经济功能，实际上是政治功能——打通并促进南北互相交流，加强各区域板块联动，加强统一的内在动力。大运河将江南的鱼米之乡与齐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南北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大运河对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对国家疆域版图的稳固，对中华文明长远存续、持续性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贺云翱

中国大运河是为了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在前工业时代，水路（包括河运和海运）在运输粮草等战备政府战略性物质方面，远比陆路高效。

唐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而国家因战略考虑需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北方，这就大大提高了大运河存在的重要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因海运风险较大，大运河作为黄金水道，就成为承担水运主力军，支撑起了多个王朝的漕运命脉——粮食、木材、瓷器、茶叶、铜、盐等重要物资都需搭载官船通过大运河，从南方经济中心城市运往北方政治中心城市，供应国家运转所需。

大运河“漕运”畅通与否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历代均重视大运河的建设、和管理，将之当作生命线来维护。有资料称，东南漕运勃兴之时，大运河堪称古代的水上“高铁”，每年的漕运量常年维持在六百万石左右，最高达八百万石。

除此以外，这条水上“高铁”也是其他货物的运输通道，比如盐和茶，以及建造房屋必需的木料和砖石，还有丝绸、水果等各地特产。比如明清时期，产自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的珍贵名木，经过砍伐、运输到山沟，再编成木筏，等待雨季涨水时推入江河，沿流北上，送到北京作为建筑材料。以至于有一个说法被广为认可并流传：明清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都城是一座从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大运河是内陆河道，但它的价值也不仅仅在国内，还通往世界。贺云翱提到，在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上，大运河也有不容忽略的贡献，“唐朝的日本遣唐使，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时期英国的使臣，还是通过大运河前往北京。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宋代至明清景德镇的瓷器，因为在长江中游，需要通过长江运送到长江下游，再经过大运河，或者运送到海港城市走向世界，或者经大运河运销内地。不仅仅是景德镇，包括像江西的吉州窑、赣州窑等，这些窑口的瓷器在世界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怎么来的呢？从长江带进大运河，然后进入海上陶瓷之路。”

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兴起，带来陆地铁路、航空、海运技术提高等主流运输方式的变化，内陆水运整体呈现下滑趋势。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1901年，清政府宣告停止漕运，千年漕运史合上了最后一页。在之后近百年，大运河陷入它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江苏、浙江等南方段，大运河一直还承担着重要的货物运输功能。不过，大运河一些河段确实断航断水，丧失了交通功能。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水运，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它被全面治理、修复，开始重新焕发青春。尤其是镇江、扬州、淮安，苏州、杭州这一带，大运河的大宗货物运输方面的优势，显得尤为突出，甚至不可替代。比如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在贺云翱分析看来，时间进入到21世纪后，大运河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确实存在一个重大改变，“大运河从繁忙繁重的运输主功能，逐渐转向综合整治、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新里程。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事业的高度重视，大运河开始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运河所凝结的文化遗产价值，从此得到凸显和释放。”

▎大运河文化遗产点之一：扬州个园

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9年，大运河与长江、黄河、长城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2022年，借助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大运河逐渐恢复全线贯通。从南粮北调，到南水北调，大运河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现代功能迎来新生。淮安水利枢纽大运河立交成为亚洲最大的水上立交工程，也让大运河的科技身姿被全世界看见。

大运河不是一条线

而是一张网

不少人提到大运河，脑海里似乎最容易想到它的形态是一条线，横贯南北。“其实它不是一条线，而是平铺在大地上的一张河网，”贺云翱提醒，“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以及海洋，一根线也不可能发挥那么大作用。比如浙东运河，它就通到宁波这个海港城市。在江苏段，大运河就是一张运河网，把江苏所有大城市联为一体。在运河城市扬州，七河八岛的支线运河纵横贯通。”

此外，如果不仔细考察了解，还会容易想当然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以为大运河有一个固定的流向，比如从西流向东，然后入海。贺云翱也提醒，作为人工与自然的结合体，大运河跟纯天然大河有区别。“从整体来说，中国大运河没有一个固定的、唯一的流向。在不同的河段，大运河有不同的流向，有的河段是从北流向南，有的河段是从南流向北。在江南和江淮间，有的运河段甚至还是东西流动：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运河在不同的段落，它两端连接的天然河流、水源地形地貌及落差不一样。还会出现一个情况是，有的运河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流向还会因为天然河流发生巨大改变，甚至倒流。比如江淮运河，早期是从长江向淮河流的，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它变成了从淮河向长江流。这一变化非常大。也正因为此，管理大运河需要很多智慧，需要人类不断通过水利水运工程设施进行调节。”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大运河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的动态性工程，是一条不断发展演进的事物。如果稍不注意，就会容易把几个概念弄混。“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三个彼此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各自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和文化涉及范围各有不同。大运河在隋代完成第一次全线贯通，形成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方北方的大运河。这是隋唐大运河。元代由于中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将大运河改线为直接沟通北京与南方地区，形成元明清时期第二次大沟通，即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则是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运河时空体系。

“大运河不光涉及空间的扩展，还涉及时间的纵横，时代不同，大运河的规模、形态都不一样。大运河的名称也不同，以前叫沟、渠。宋朝才开始叫运河，新中国成立后才称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也是我们的现代称呼，是为了与京杭大运河相区别。大运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研究好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遗产，需要专家首先做好考古、文化遗产、历史文献、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相关考察调研工作。如果不把它搞清楚，就容易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贺云翱说。

“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一提到文化遗产，就比较容易想起博物馆的陈列展品。但其实，文化遗产除了在博物馆的那些藏品展品之外，还可以、也更是在广阔的社会层面，并且能够发挥其当代作用。贺云翱一直持有一个观念：“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过去的智慧创造，变成当下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力量。文化遗产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大运河文化遗产点之一：扬州瘦西湖

2019年，国家提出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这让贺云翱看在眼里，乐在心中，“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更加宽广的、更加包容的、更加全面的这种思路来把大运河的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大运河考古

迎来好时光

2023年5月12日至5月14日，大运河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在如皋市举办。会上，来自南京大学的专业考古团队公布了大运河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隋炀帝所掘的“掘沟”（大运河的一部分）遗址找到了。

这个考古团队的领头负责人正是贺云翱教授。从2015年6月开始，作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贺云翱率领他的专业团队，受江苏省文物局的委托，开展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后，他们陆续在与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历史有关的南通如东国清寺遗址和隋唐时代“掘沟”运河遗址一线，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在公布的成果中，包括考古人员在徐家桥遗址发现了不晚于唐代的古运河遗迹。

贺云翱与大运河缘分深厚。他生长于“运河之都”扬州，从小在运河边儿长大，是典型的“运河之子”。1982年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之后进入南京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和学术期刊《东南文化》创办工作。1996年又负责筹建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2002年入南京大学任教。

1984年，贺云翱以考古队员的身份，在扬州参加唐城遗址考古，“当时考古工地旁边有一个河叫汶河，现在叫汶河路，其实就是隋唐的大运河河道。当时的大运河穿过扬州城，向北走。后来因为城市发展，慢慢地，这个城墙和城门也建起来了，所以就把这个运河河道移到外面去了，然后就从扬州城东边走了。“我当时在那里住着了好几个月，每天到考古工地都要在那看运河，看城门跟运河的关系变迁，1984年后就非常关注运河历史了。”

贺云翱说，真正进行大运河田野考古工作，“应该讲是从南水北调的时候开始的。在这个工程进行的时候，就要涉及大运河沿线的考古，我参加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考古。后来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需要开展遗产保护及搞清楚大运河的一些未知的遗产点，考古学者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一些重要工程遗迹等。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国家有一个考古规划，叫‘考古中国’，这里边就有大运河考古，毕竟大运河沿线从古到今地下埋藏了太多的东西。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城镇历史遗迹，沿线的运河河道、工程设施、沉船等历史遗产，很多都埋在地下了。”

▎贺云翱在南京大学接受封面新闻专访（张杰摄影）

对话

贺云翱

只有真实面对历史，用专业传承遗产，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

封面新闻：关于隋炀帝杨广开通大运河的评价，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您怎么看？

贺云翱：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是为了能到扬州看琼花。其实这是经不起考究的。在通过大运河到扬州之前，杨广早就到过南方了，他带领军队在扬州这个地方。那是隋灭南陈的时候，还没有当皇帝的杨广是前线总指挥，有一段时间他驻扎在扬州。他的部下，有大量的官员是南方人，并且很重用他们。当他做了皇帝之后，他就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候他面对的中国已经不是汉代的中国，此时南方经济文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仅仅光是依靠黄河流域，想实现一个大国的发展、安全，是不够的，还要有要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支撑。这时候他意识到必须打通南北方的交通，必须开南北大运河，才能够把南方和北方，把经济和政治，构建的一个更加均衡的、互相支撑的体系，完成大国的治理。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政治家，杨广的这种眼光是很高瞻远瞩的。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看法，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要有历史的眼光。

“

唯有美善事物可以长久

”

封面新闻：关于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正面积极评价占绝大多数。但也有少数声音提到说，大运河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加大了北方对南方经济物质的依赖，等等。

贺云翱：评价历史事物，要有历史的眼光，整体的眼光，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在统一的国家里边，不同地区的互相流动，带来一定是互相成就。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一个只会带来邪恶的东西，是不可持久的。只有助推生长出善良，制造出让人类奔着良好的方向走的这些事物，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如果大运河的主要作用不是正面的话，它根本无法长期地存在下去，早就没了。大运河本身两千多年来能一直流淌，哪怕是战争的条件下，还能得以延续，这就足以说明，它主要的作用是正面的，它带来的还是以福祉为主。

封面新闻：我们去扬州实地探访大运河的遗产点时发现，有的遗产点与现代社会结合得非常好。像瘦西湖、个园作为大运河遗产点，人气非常高。您作为遗产保护专家，您如何看待遗产点的保护工作？

贺云翱：目前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包括58个遗产点。58个遗产涉及方方面面，等于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很大一部分给串起来了。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参与过其中的基础调研工作。这些遗产点是从几百个申报点位中经过反复筛选出来的。筛选标准大概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的内涵深刻的，彼此之间是互补的，保存状态良好的。当然，大运河遗产点远远不止于58个。其他的没被选上的也很重要，也值得保护好。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生命体

”

封面新闻：在一般想象中，公园应该是某一个地方一个整块的空间。但像包括大运河、长江、长城、黄河、长征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等，横贯好几个省，拓展了这种公园的概念。请您讲讲“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情况呢？

贺云翱：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公园，比如黄石国家公园。但“国家文化公园”确实是我们的创新。同时，中国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体量都特别巨大，这么宏大的文化体系、文化长廊、文化聚合，涉及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涉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真的能够见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经验、智慧、成就、特质、动力，能够见证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中华文化内在构建的文明统一性、意识规律性、内在逻辑性、文明连续性。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今天文化和历史自信的根本依托。

大运河国家公园把整个大运河纳入，当然就是要跨越几个省。大运河是活的、全部连接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横跨八个省的巨大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大公园的宏观概念之下，在每个省、每个城市会选择文化底蕴深厚的、能够更好地展现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文物点、古城古镇、工业遗产、农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对之进行微观公园式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都是按照一个宏大的生命体去处理的，包括微观、中观到宏观几个层面。国家公园既是一个整体，各省又可以分享这个整体。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科技手段发达，从这个角度可以怎样进一步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贺云翱：我认为，可以以考古发现、文物及文化遗产资料为基础，以保护利用、传播创新为导向，建设大运河文化大数据和数字化展示传播系统，以阐释和展示具有国家意义和区域特色的特色文化为目标，通过数字化手段复原大运河沿线不同时期文化形态及其生成环境，包括诸多已经消失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展示系统建设，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展示空间。

▎拍自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封面新闻：在当下，在向大众更好地讲述大运河故事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贺云翱：我觉得讲好大运河的故事，具体表达方式可以很灵活，很故事化。但首先和前提是要保证专业度。关于大运河的网络传播、电影电视，包括各种媒体、博物馆展览等等内容，需要科学专业的材料作为支撑。首先要对大运河进行充分专业的考古学研究、文物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专业成果，才能保证讲述大运河故事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只有真实地面对历史，真实的拥有、传承遗产，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