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个时代落幕”，后阮富仲时代的越南经济十字路口
在2016年越南共产党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72岁的阮富仲第二次当选越共总书记之际，外界对越南改革步伐减速的担忧和悲观论调一度甚嚣尘上。
今年7月19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因年老体衰和疾病在首都河内逝世，享年80岁。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讨论聚焦越南政治的未来走向，而回顾阮富仲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长达13年的时间，即便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没有否认，阮富仲对于越南经济的“崛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必须肯定的是，阮富仲总书记任内，越南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新西兰林肯大学银行与金融学教授郭孟豪（音，HaoManhQuach）近日评价说。他的另一个职业身份是拥有可在越南经营投资管理业务的职业资产管理人执照，2006年开始，他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资本市场，见证了越南经济的腾飞。
郭孟豪细数了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南经济成绩单。“GDP增长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过去十年平均在6%左右；人均GDP也增长了近3倍，从2010年的约1160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3800美元。”2011年阮富仲首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2021年当时76岁的他第三次当选最高领导职务。“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的18.6%控制降到了过去8年的略低于4%。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投资也显著增长。”郭孟豪日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而他所提到的过去8年，正好开端于2016年阮富仲首次连任越共总书记。
不过，围绕越南经济发展前景的疑虑和审视也一直存在。研究越南和东南亚经济的国际权威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戴维·达皮斯（DavidDapice）在去年底评估认为，对于一个出口（贡献）几乎等同于GDP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这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增长问题。
在去年越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阮富仲也公开承认，“世界和国内形势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比预想的复杂得多。”由于越南经济依赖的出口贸易面临持续的全球阻力，该国去年的GDP增长可能超过5%，低于原定的6.5%目标。
“虽然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增长放缓，但电力供应问题也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缓慢。”戴维·达皮斯在给东亚论坛的撰文中写道，“外国直接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更大问题是正规私营部门相对薄弱，以及缺乏取代简单工厂装配工作所需的熟练劳动力，这些简单工作正在迁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戴维·达皮斯眼中的2023年对越南经济来说是令人失望的过渡年，但另一种视角却有截然不同的结论。英国《金融时报》7月的社论“越南经济的时刻已经到来”代表了欧美资本玫瑰色的美好期待——外国直接投资已经飙升至十年来新高。戴尔、谷歌、微软和苹果等大公司近年来都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这个东南亚国家。
但文章也提醒，着眼长远，越南政府“必须利用制造业增长的利好实现经济多元化”，“越南经济眼下正处于十字路口。”
美国总统拜登2023年9月的越南之行如期而至。阮富仲与多年前的“宿敌”一道再度将两国关系突破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外国直接投资和高新技术转让大开方便之门。去年，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激增32%，吸引了约36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47亿）的资金。
阮富仲巧妙平衡着河内与全球超级大国的关系，但也是这年，他在10多年前发起的“熔炉”反腐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一年之内，新发腐败案件839起，各级政府中2276名公务员受到指控，是上一年的三倍。“熔炉”之火也延烧越南商界，金额相当于越南2022年GDP近3%的女首富张美兰腐败案被揭发之日，震惊朝野。
阮富仲素来以清廉、节俭和儒雅的形象闻名。但今年以来越共中央又有三名核心高层相继辞职，国内舆论哗然的同时，外国投资者也愈发担忧，外国政府和分析研究机构纷纷提高风险评估等级。“外国投资者们都注意到，越南官员们对于签署公共投资的决定（文件）变得异常谨慎，”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不久前的评估报告写道，“从小企业许可到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审批，许多部门都可以感受到政府服务的停滞。”
“阮富仲因个人品格和正直而受到广泛尊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本立（BrantlyWomack）日前告诉澎湃新闻，“但他必须应对（越共）党中央的有效领导与革新开放的向心性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7年以来的反腐行动‘熔炉’是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对市场经济通过“边做边学”，分阶段摸索建立了一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理论，曾在越南国民经济大学和越南河内国立大学任教的郭孟豪教授认为，阮富仲领导的时期是平衡“社会主义定向”和“市场经济”两者的阶段。
“阮富仲的时代为越南未来更加可持续性地发展市场经济真正奠定了基础。”郭孟豪评价道，在2014年加入林肯大学商学院之前，他曾担任一家主要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和副首席执行官，以及出任过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会成员兼投资委员会成员，长期专注于越南和日本市场。1998年，即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那一年，他开启学术生涯。
吴本立则评价阮富仲的去世标志着一位熟悉（管理国家）的越南领导人时代的逝去，“也留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围绕越南中央领导层接下来将把国家领向何方。”
有分析人士认为，临时接替担任越共总书记一职的苏林（在预计于2026年越共十四大上选出继任者前）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越南政府正在增加公共支出并吸引外国投资者，但由于“熔炉”行动，官僚机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越南的预算使用率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比去年还低。
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苏林曾担任公安部长八年，是反腐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但他在阮富仲逝世后的表态中也强调了“应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期引述越南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VinaCapital的一份报告说：“我们相信经济政策不会因领导层变动而改变。这些政策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非常一致，我们坚信它们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推动增长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了解阮富仲与后阮富仲时代下的越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两位国际学者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全文，以飨读者：
吴本立（Brantly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越南：非对称政治学》（剑桥大学出版社）。
郭孟豪（HaoManhQuach）新西兰林肯大学银行与金融学教授，曾担任主要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和副首席执行官，长期专注越南市场。
“不破罐子消灭鼠害”
澎湃新闻：在阮富仲做越共中央总书记的任期内，越南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并对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的态度。从经济角度，你如何评价他的主要成就？谈及阮富仲的成就及遗产，更多的关注点会放在他的外交政策及发动的反腐行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似乎令外界观察人士既感意外，又觉得具有矛盾性。他的政策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你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所致？
吴本立：阮富仲因个人品格和正直而受到广泛尊重。他致力于越南共产党领导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开放和增长，维护越南的（国家发展）自主权并积极参与东盟。总体而言，他成功地维护了党的领导，推进了越南的发展目标，改善了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并成为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受人尊敬的伙伴。
但他必须应对党中央的有效领导与革新开放的向心性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7年以来的反腐行动“熔炉”是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这场行动对当地省级领导人来说尤其艰难，但对执行行动的人来说带来了优势。
“熔炉”行动中八名政治局委员被免职，而在越南革新时代的前30年里，没有一人被免职过。
郭孟豪：首先，必须肯定的是，阮富仲总书记任内，越南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可以列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就如下：
GDP增长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过去十年平均在6%左右；人均GDP也增长了近3倍，从2010年的约1160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3800美元；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的18.6%控制在过去8年的略低于4%。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投资也显著增长。
越南参与了EVFTA（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CPTPP、RCEP、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主要贸易协定，以及与日本、韩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协定。
越南还与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些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对越南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也体现了越南与世界外交关系的不断扩大。
在我看来，强调“意识形态，及推进反腐行动”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政策），反而使其更加可持续。他上任前因“集团利益”而导致的管理松懈，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影响了党的领导。他的反腐行动是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党的领导，我相信他充分理解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的重要性，有句名言叫“不破罐子消灭鼠害”。这也反映了他的人物性格，作为一个人物个体，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与共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始终信仰共产主义，也想要平衡好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
澎湃新闻：阮富仲被视为越南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维护和坚持越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起打击腐败的长期行动。同时，在他领导下的越南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你怎么看越南经济发展接下来的可持续性和局限性？
吴本立：阮富仲的“强势领导”很容易被夸大。虽然越南是一个“党治国家”（party-state)，但中央领导层有相当大的合议自治（collegialautonomy）空间，地方省级治理通常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经济政策主要由国家官员制定。越南发展和外交政策的总体原则（generalparameters）已经很好地设定并得以成功实践。当然，可持续性是个永久性命题。
郭孟豪：阮富仲的“强势领导”并没有阻碍越南近年来经济上实现相对有效的增长，这表明近期的政策是适当的。许多人认为，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也许越南可以发展得更好。但如果考虑到最近发生的涉及集团利益和腐败重大案件的（严重）后果，那什么都不做可能（对经济发展危害会）更大。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进程可能会有所速度减缓，但它会创造更可持续的发展。
安全与政府效率间的动态平衡
澎湃新闻：一种观点认为，接下来，维护党的统治将是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从而不太可能对经济和外交政策进行重大改变。但也有观点认为，反腐行动可能会在阮富仲去世后有所减缓，外国投资者可能会更加活跃。你怎么看？
吴本立：在阮富仲去世之前，越南领导层的接班人问题就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越南“党治国家”体系的生命力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安全与政府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却在不断变化中。目前安全的比重正在上升，但其巩固却并非必然的。对于阮富仲的现任继任者苏林来说，他当然会致力于（继续开展）反腐行动，但他的个人声望和名誉还无法与阮富仲相比。
郭孟豪：我倾向于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可能性。由于年龄和年代代际的特殊性，阮富仲可能倾向于共产主义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领导人会轻易背离前领导人集体领导层所建立起来的根基。如果我们把阮富仲在反腐行动中的举措视为“高峰”，那么接下来的领导人可能不会那么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反腐败、背离共产主义。投资者可能更喜欢更开放的方式，但在长期可持续的背景下，保持政策稳定并逐步放松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有观察人士认为，经过多年经济增长的越南，民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对污染、腐败等社会经济问题也越来越感到愤怒。在你看来，越南经济前景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吴本立：越南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相似。它必须应对发达国家新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挑战），在稳定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同时应对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适应其他地区性和全球性压力。它面临着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重大挑战。政治领导力的具体（变化）情况对于应对这些挑战非常重要。
郭孟豪：越南下一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越南现有的经济制度能否适应并跟上全球化、无国界化、数字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开放性。越南奉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强调党和国家的领导。我并不是说要减少越南党和国家的作用，而是想强调，如果他们想继续保持越共执政党的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那么党和国家就需要自我更新。反腐是必要的，但同时，建立和监督机构以预防或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也很重要。这需要时间，但我相信新领导人将会做出积极的改变。
澎湃新闻：阮富仲担任越南国家最高职务达13年之久，有评论直接点出他的去世“标志着越南政治格局一个时代的结束”，你怎么看？
吴本立：当然，阮富仲的去世标志着一位熟悉（管理国家）的越南领导人（时代）的逝去，留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围绕越南中央领导层接下来将把国家领向何方。
郭孟豪：我同意这个评价。我认为，自1986年“革新开放”政策以来的38年里，越南是通过“边做边学”发展出了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如果把“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目标实现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阮富仲上台前的时期是熟悉“市场经济”和强调“社会主义定向”的时期，而阮富仲执政时期是平衡好这两个阶段关系的时期。未来一段时期，我希望更多地强调“市场经济”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阮富仲时代”为越南未来市场经济更加可持续发展真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