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的东方学：偏远地区的农民主动选择贫困吗
问不识字的农民主动或者被动的问题，是不是一种本质上的东方学？
在美国学院当中，试图将知识系统向西方典律之外领域扩张的概念，在二战之后才逐步成型。被称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的学科、地域研究、国际全球化研究或任何以比较为方法（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文学等）的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学术界蓬勃发展。
你很难把“世界主义”与西方对东方（这里也可以换做是北半球对南半球或者其它什么指代发达对落后的委婉语）的美化与神秘化分开。事实上，这股带点1960~1970年代美国独有的嬉皮士波西米亚风的“世界主义”潮流，延续到现在依然深刻影响着欧美左翼政客的世界观念。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无非是对这类西方针对东方的动作粗糙动机可疑又仿佛带点同情心的窥视癖行为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驳。
这点上，萨义德当然错了，但具体错在哪里并不是简单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得超出想象的问题。
1936年出生的詹姆斯·C.斯科特比萨义德小一岁，大学研究缅甸经济，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缅甸给美国中情局当间谍——说实话，对进入区域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会点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这在当年哪怕现在的美国也谈不上多么常见）的精英大学生来说，这也算不上多么特别的职业路线，并不妨碍斯科特后来进入学术圈后的意识形态比一般的左翼学者远远更为左倾。这和越南战争的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斯科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研究越南农民的反抗行动，认为东南亚的农民更希望与所谓的“政府”或“国家”保持一种类似佃户的“道义”而非法律关系，一旦这种自由职业的状况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农民集体抵抗的情形。这部著作以研究史料为主，斯科特此时还并没有开始他在东南亚各地的长期“田野调查”，但他后来的几部著名学术著作，如《弱者的武器》《逃避政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原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国家的视角》等，都是在这一立论上的进一步发展。斯科特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他认为东南亚的农耕社会比起受到政府的庇护，或组建具备民族或地域认同性质的主权国家，更渴望形式松散、身份模糊的无政府主义。
《逃避统治的艺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
要把这样的结论树立起来，首先我们要辨别斯科特，一个来自西方的“人类学家”的“地域”概念。对比如说生活在缅北的普通农民来说，不远处的村子就住着一群民族、语言与其完全不同也不通的人。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必要性的问题，两个位置不远的村子可能古往今来都没什么贸易来往；也因为偏远，机缘巧合没有其它外人来侵略它们，客观上处于某种无国家的形态。但在西方人类学家看来，这种不同与不通可能是主观上的无政府主义。这里不是说两种认识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视角不同。
再举例的话，在他最为成功的《逃避政治的艺术》一书当中，斯科特描述了东南亚山区的农民历史上的逃税行为，认为他们主动选择不识字，以方便抵抗外界势力。斯科特认为这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主动选择当野蛮人，主动选择不与外界交流，主动选择贫困，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不仅是东南亚人，斯科特同样认为我们更为熟悉的比如匈奴人、吉普赛人的动机也是如此。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论实在有点可疑，但它不是没有目的性的。斯科特是个政治学者，情报机构的前自由职业雇员，不难看出他真正反对的是什么。在《国家的视角》里，斯科特明确写出，他反对的是“来自高度现代主义、有计划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倾向”。斯科特给出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说蜜蜂原来自由交配，自己生产蜂蜜，悠闲自在也不追求产量，但在人类研究出它们的轨迹之后，开始用各种诱饵引导蜜蜂提高产量，不仅实施暴力虐待蜜蜂，还彻底改变了蜜蜂社会的生态。他认为这和主权国家对偏远地区主动选择无政府主义的流民的强力控制是一样的。
很难说在今天，从斯科特一类理论里发展出来的高度敏感社会当中，把人和蜜蜂作类比是否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且此类理论最大的问题又要回到萨义德身上——常年被认为是流民的巴勒斯坦人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成为流民？在斯科特的窥视镜头下形成一堆、一群的人当中，具体的一个个是否会像美国人一样感受和思考？甚至，问不识字的农民主动或者被动的问题，是不是一种本质上的东方学？
实际上，斯科特本人也很明白外界对他的批评，在《国家的视角》里，斯科特明确承认自己的理论同样有来自高度现代主义的傲慢嫌疑。他知道外界对他批评有两点，一无非是过度美化东南亚农民和所谓的民俗传统，对其不抱任何批评态度；二是斯科特把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倾销给了东南亚农民。对这两种批评斯科特全不认罪，他认为自己从东南亚考据来的实证是能让他立住结论的，且他本人也并非反对一切国家体制，只不过反对专制制度罢了。
在美国东南亚研究三巨头中，生在中国昆明的英国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与斯科特一样从东南亚感受到了浓浓的无政府主义气质。而因为“内卷”一词让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则更像老派人类学者，对农耕社会的机制认识更为具体。在今天，詹姆斯·斯科特所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波西米亚东方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依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