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专栏(第16期)｜中国农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系列之四：我上你下——农业的宿命轮回
来源：蒙格斯报告
我上你下——农业的宿命轮回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把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或者说是主要战场“定格”在工业化（后来又加上了城市化）的坐标上。而给农业农村规定的社会责任与根本任务，则是服从服务于这个宏伟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不断地提供廉价农产品资源、积累原始资本和输送廉价劳动力。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倒霉的农业就命中注定了自己在此后几十年间的弱势地位。说穿了，在国民经济的产业大家庭中，农业一直处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位置。
所以，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差，既不是农业的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逐渐地走向没落，也不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上发生了供大于求的根本变化，更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自动调整，而是宏观政策层面透过强大的行政调控力量对于农业价格、农业价值的一种人为的严重扭曲，所以才导致了今天农产品价格低，农业不赚钱和生产要素从农村“大逃亡”这样一种客观后果。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1953年开始，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体系本来就不是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构筑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握过对农产品交易的谈判权与定价权。受制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政治因素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包括城乡土地价格、城乡劳动力价格等，应该都属于是人所皆知的却又无法认同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2015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出席长沙“湖湘三农论坛”，吃饭时我们聊起城乡差别根源问题，他告诉我：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农民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贡献，按照不变价即以改革开放初的物资价格计算，大概在6000亿—8000亿元左右，而这么多的钱，大部分都是国家利用强大的统购统销的体制机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方法无偿地从农民手里拿走了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决策层深刻反省。不是说要算这笔老账，而是要问：既然大家都清楚这个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体制机制仍然在公开延续？长期以来，直至今天的21世纪，整个社会竟然还在视而不见、默不作声？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公正地谈论这个问题，促使全国人民认真反思，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犯类似错误？我认为，即使只是向农民兄弟道个歉，也不应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吧！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价格领域特别是工业产品的价值机制上遵循市场化的取向，进行了多次大胆的探索，但对于许多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大宗主要产品始终还是坚持以行政调控为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服务业和工业的产品价格相对自由的放开了，而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却始终给人一种藏着、掖着、捂着、黑着的感觉，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行政管制之中，而没有按照内在的规律运行。这样一来，便必然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的现象得不到有效校正，反而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为推进价格改革和逐步实现市场化创造条件，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国家开始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为例，到了2014年，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格由1979年的11.03元，逐步提高到138元，35年间，增长了12倍。但是，与农产品价格的“温柔”上涨相比，农业生产资料及其要素价格的上涨则要强劲甚至疯狂得多。
根据我率领自己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对湖北省10县20乡镇40行政村专题调研所汇集的调查资料，截至2014年，仅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基本的生产资料价格就增长了24.9倍。而且，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从传统的主要依靠活劳动投入，逐步转向主要依靠资金、物质、科技投入，这样既明显提高了农业的综合产出能力，但同时也大幅地提升了农业的综合生产成本。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土地租金、雇工工钱、社会服务、资金借贷等各种要素的价格与日俱增甚至垂直上升，平均增长了33倍。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算这笔账时，某权威专家不仅赞同我的算法，而且还连连摇头说：不止！不止这个数。当然，这样算账的具体对象不是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而绝大多数是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我跑过很多乡村，采访过很多农民，包括我所在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按省委要求派驻到广水市与英山县的扶贫点上，缺钱似乎成了他们当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主要难关。如今连农业银行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早就扔下了农民，撤出了农村，抛弃了农业。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制度安排，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要钱无门，只好求助于民间的“地下”高利贷。
民间的高利贷俗称“利滚利”，融资成本最低为月息三分，逾期不还者则再加二分。面对如此狠毒的险恶陷阱，从理论上讲，农民当然可以自由理智地躲开这个火坑而不往里面跳，但一年之计在于春，生产季节不等人，除非不再搞农业。因此，为了养家活口，很多农民舍此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这个火坑里跳。
另外，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长期滞后，绝大多数个体农户生产与生活中的一些节点与难题问题自己无法解决，必须付出超常的价格水平来摆平。如我们调查过的大部分农村，农忙季节雇人一天的劳动报酬一般都在120元以上，插秧与割谷的农活儿则高达200元。不然，你根本就请不到人帮忙。这种情况在广大农村中普遍性发生，因为农活儿的季节性很强，必须雇人劳动以不误农时。
2014年，国家公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格连续第七年提高，使得稻谷收购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点。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对政府多年来实施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典型地体现了行政干预，违背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人为抬高了农产品价格。这不仅给下游加工企业增加了沉重负担，还导致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水平，促使外国大宗农产品大量进口。
此论当然也有些道理，更触动了决策层对于加重财政补贴负担的忧虑和放开市场价格的考虑。到了2015年，由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和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大幅上升，我国的大宗农产品特别是三大主粮收购价开始爆发断崖式下滑，农产品价格平均下跌20%以上，最高跌幅相比2014年达30%。中国农民仅因粮食售价的损失超过千亿元。不少地方的报表还显示，2015年，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这一块基本上是负数。2017年起，国家又开始下降执行了多年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的政策收购价。
但是，如果把农业生产资料及其要素价格指数上涨和CPI的增幅因素加进去，稻谷、小麦也好，棉花、玉米也罢，绝对价格即不变价很有可能早在2015年之前就处在持续下滑之中。几千年来一直安土重迁的农民兄弟为什么如今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就因为在家种粮植棉不赚钱，只好用脚投票，抛弃农业，成群结队地去城市谋生。
对于大部分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来说，尽管外出打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无奈决策，干的又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险活、脏活，综合待遇比城里人低很多，但经济效益还是胜出务农劳动数倍。这就是农民兄弟们再苦再累再危险，也要坚持外出打工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90年代，农民在外面打半年工可以顶在家种一年田，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给了人们更多机会，农民在外面打工一个月，甚至给某城市小区当保安看守一个月大门，就顶农民在家种田一年的收益，还能免费领取春秋两套服装和冬夏两双皮鞋。这个社会现象和经济规律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劳动生产率来解释。
我有个亲戚至今仍然还在老家的农村种田。他一家有5亩多地，按季节种植粮食与油菜，复种指数为200%。刨开种子、农药、化肥和雇人收割、运输等这些需要现金投入的成本之外，人工投入与耕牛饲养不算钱，一年下来的纯收入也就是三千多块钱。三千多块钱，仅为他儿子在县城里工商银行当保安一个月的工资加奖金数。
可以说，追逐非农领域明显高出许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正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不愿种田，而宁愿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去打工的主要缘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进城打工很难实现预期中的美好前途。我爱人她弟弟、弟媳已在浙江温州地区打工近30年，最近因伤病缠身“落叶归根”。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买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险没有？他说没有买。我说这可是你的合法权益呀！你为什么不找企业老板斗争？他说：我敢找企业老板斗争吗？一斗争，企业就会立即炒我“鱿鱼”。
企业炒农民工的“鱿鱼”，主要是因为购买社会保险会增加用工成本，老板自然不情愿。然而，根据现行法律，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属于违规行为。政府为什么不依法进行行政干预呢？因为政府需要维护和优化本地经济发展环境，以吸引更多优质的外地社会资本投资。通常情况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就意味着要坚定维护企业老板的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
多年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广为人知但鲜有人提及的现象，即各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确保“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名额充足，专门让本地投资的企业老板“当选”。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普遍态度是：只要企业老板不引发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与团结的问题，政府很少会公开为维护劳工利益而与企业老板对抗。
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逐渐消退，但短期影响仍然显著。然而，这种红利主要被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资本老板所占据，而作为农民工主要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并未真正从中获得多少好处。例如，像我爱人的弟弟和弟媳这样长达近30年作为“临时工”的农民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纳税给了当地政府，利润却归企业老板所有。如今他们年过五旬，身体已经不再能承受如此辛苦，不得不无奈地返回湖北老家的农村。这种经历犹如从城市生活中“净身出户”，未来势必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流出地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很多经济学家总是拿劳动生产率的老调重弹，说什么农业回报少与农民增收难是因为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尽管这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道理，但实质上回避了主要矛盾，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掩盖的是各种“剪刀差”政策和不平等制度对农业剩余、农民剩余的掠夺，并明目张胆地利用所谓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对农业劳动价值进行肢解与侵吞，从而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制造借口。持这些腔调的经济学家就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代言人。
如今，现代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依赖性一直很大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也反过来为城市资本和城市政府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战术操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完全可以说，由于农产品价格与价值被人为扭曲和严重低估，农业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也被有意忽视和严重抹杀，沦落成为遭受强势产业肆意压迫与残酷剥削的苦难奴隶。
就算不讲理论而只讲实践，无数的例证也清楚地说明，我国的农业领域不赚钱，并非劳动生产率低，更不是农产品本身不值钱，而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综合形成的局面。
我有一个亲戚是长江南岸边上嘉鱼县的菜农，他家种了十多亩地（包括流转来的土地）的蔬菜，忙的时候经常高价雇用短工。2015年的时候，他种的莴笋价格特别不好，仅卖0.4元1公斤还无人收购。但我发现湖北省委所在的水果湖超市那里的莴笋卖8.4元1公斤，还供不应求。8.4元，供销价格相差了20倍！于是，我跟着一个熟识的“菜贩子”一路上“顺藤摸瓜”进行考察，结果发现除了生产资料涨价的老问题之外，侵占农业剩余的还有几个新问题：
一是民间高利贷。菜贩子贩菜，时间紧、数量多、资金需求急，正规的金融机构因体制机制的缘故一般不会给他贷款，只能去找民间高利贷者搞短期高息借款。这个“菜贩子”借的是十天期限的“短款”，10万元，利息为2000元。如超时则每日罚款1000元；
二是过桥过路费。虽然政策规定鲜活农产品可以免费，但执行起来手续十分繁杂，绝大多数个体运输户不知如何寻求政府服务，时间又不等人，多数货主还得按常规车辆标准缴费；
三是燃油和运输费涨价。货车司机在加油站对我说，从前国际油价为145美元一桶的时候，我们这里的油价为5元多人民币一升；现在国际油价已经降到60美元左右一桶了，但我们这里的油价却反涨到了7元多一升，运费怎么不大幅攀升？
四是必须缴纳超市与集市的进场费、摊位费、宣传费，有的低一些，有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看经营管理者的心情，随意性较强。
五是最终消费价格很高，但都是在整个流通环节中通过“雁过拔毛”的形态增加上来的，而且几乎没有政策约束，也毫无规矩可依。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完全放任自流。
然而，面向城市的蔬菜流通环节大多由垄断性资本控制，农民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谈判方，无法进行价格讨论或讨价还价，从而导致耗费占整个1公斤菜价8.4元的70%。因此，农业问题并非仅仅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而是垄断资本已经牢牢掌握了城乡市场的主导地位，控制了农产品的定价权，并剥削了农村经济。这些资本正在无节制地获取本应属于农业领域和农民的合理剩余价值。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菜篮子”或“米袋子”工程的建设将永远只是一个形式虚设。
土地一直被视为财富之母，城里的专家学者们总是责怪说农民兄弟啊，你应该像对待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惜土地呀！其实，农民自己会算账，根本就不聆听也不相信你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的“教诲”。现在的事实是，种粮食，粮食不值钱；种棉花，棉花不值钱，不管种什么养什么都不能赚钱甚至稍不小心还亏本的话，这个“宝贵”的土地还值钱吗？还值得农民兄弟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护它吗？
如今，包括国家在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问题上越来越严格，对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2020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再次重申：一、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二、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三、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四、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五、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六、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七、全面开展耕地保护检查；八、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通知》强调：“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但是不管你怎么打击，农民群众毫不在乎，村委会集体也毫不在乎，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如何去压实和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所以说要解决耕地的“红线”问题，要真正保持我们18亿亩耕地不被非农产业滥用，我认为最根本最管用的办法就是让土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赚钱。如果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不赚钱，土地就不值钱，不值钱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因此，土地不值钱的问题解决，千万莫奢谈什么“珍惜”！
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价值的现象，不仅极大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村社会的落后，而且经常引发城市农产品市场周期性的“地震”和“海啸”。多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的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一会多了，一会又少了的现象不断地发生着，似乎像是无法医治的癌症。
正是源于这些“青萍之末”的“蝴蝶效应”，往往可以对国家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波动，甚至成为爆发社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历届国家领导人为此都先后曾经严肃警告过，说如果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恐怕首先就要出在农业上。
因此，每当国家经济形势在风声鹤唳之中出现较大摇摆的时候，中央政府屡试不爽的第一个“杀手锏”便是出台新的惠农、富农、强农政策，猛烈刺激或曰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保证主要农产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些年来，每次碰到问题，我们搞来搞去的应对措施就是这一招，这一招也最有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还是要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办事。农业的繁荣发展有着自己内在的客观规律，一要充分尊重，二要正确运用。
宋亚平
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出版了《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出路》《湖北新型城镇化转型与治理研究》等专著，主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部委奖、省委调研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等。2008年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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