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造词术——评《实验室生活》
导读
壹 ||《实验室生活》只是一部用“文学铭写”造句的文本，并没有提供可信的知识或能导出可信知识的方法。
贰 ||《实验室生活》是一部典型的欧洲式作品，作者笔下的科学家都显得“有点患得患失”，总会考虑非科学因素。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做决策时都喜欢援引科学家的言论为自己背书，尽管他们不怎么听。问题是，为什么要赋予科学家如此高的权威？他们手握真理吗？万一他们胡说八道怎么办？作为非科学人士，必须照单全收科学家的观点吗？由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所著的《实验室生活》试图为公众“祛魅”，揭去科学活动的神秘面纱。
全文观点可用两句话概括：（1）科学活动是科学家利用实验室系统构建科学陈述的过程，整个过程受社会因素干预。（2）世界是无序的，我们对于“世界是有序”的认识是科学家集体营造的印象。《实验室生活》的写作遵守人类学的基本范式：先扎根田野，接着通过近距离观察记录各项琐事，最后用某个关键词将这些琐事串联叙述。拉图尔与伍尔加提取的关键词是“文学铭写”。铭写，指的是将一些名字或陈述刻在坚硬的物质表面，使其获得公共性或历史意义，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作者将“科学家构建科学陈述的过程”类比为“文学铭写”，旨在提醒读者：实验室活动与文学创作无异，都是造词、造叙述。
下文将先简单概述该作几点贡献，后将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
《实验室生活》的创新之处
第一，推进了建构论的论域。建构论是一种古老的哲学观点，主张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并非反映外部世界本身，而是人类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与偏好做出的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这种观点在古希腊以怀疑论形式呈现，1960年以后，随着对二战的反思又进一步扩张。福柯的医学史研究以及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主张都属建构论范畴。《实验室生活》的意义在于将建构论的论域引入实验室内部。
福柯研究的是整个知识域的形成，考察尺度以百年为单位，但拉图尔和伍尔加关注的是某项具体知识的生成，考察尺度以年为单位。与以理论思辨为主的爱丁堡学派不同，拉图尔和伍尔加更偏向经验研究。他们对实验室内部的考察是全景式的，包括科学陈述、化学物质的结构识别、科学家之间的内部讨论、科学家的职业策略等议题均有涉及。
第二、引入语义学原则定义科学活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第二章中根据“可信度”高低依此区分出五类常见于科学领域的陈述，即鲜被提及却被视为常识的陈述、教科书中的明确陈述、综述文章中有关其他陈述的陈述、研究论文与草稿中的陈述以及论文结尾或私下讨论的推测性或论断性陈述，并指出科学活动就是通过添加模态语词、引用、加强、贬低、借用、提出新联系等方式将低可信度陈述转化成高可信度陈述的过程。
在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分类中，第三类至第五类陈述都属模态陈述，第一类和第二类不是。所谓模态陈述，是指含有或许、必然与偶然等表示可能性语词的陈述。例如，“明天可能会下雨”、“明天必然会下雨”、“明天会下雨”、“明天不会下雨”四句陈述中，前两句是模态陈述，后两句不是模态陈述。在他们看来，科学活动的核心就是先建立模态陈述，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剔除陈述中的模态语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坐实某一说法”。
第三，用差异性比较的方式引出了实验设备的重要性。拉图尔和伍尔加将实验设备称为“铭写装置”，用通用语言——如数据、图标——表述发生于自然界的痕迹。例如，没有温度计时，我们只会说“我热死了”，但有了温度计后，我们就会说“今天温度是38摄氏度”。
第四、分析深入认知过程。拉图尔和伍尔加把论文发表以前转瞬即逝的前置过程呈现了出来，因为它们涉及研究者的认知形成与演变。
第五、用经济话语解析科学家的研究行为。拉图尔和伍尔加在第五章中将科学家的活动描述成投资与回报的循环。回报不仅指物质的获得，还包括名声的积累。科研被迫中断的可能性总是萦绕于科学家身边。因此，科学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必须寻求多元化的经费来源以平衡风险，并尽可能地同时兼顾机构的期待以及对于自我的期许。
总体上，这是一部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但是，有社会意义不等于有学术意义。按我个人看法，《实验室生活》只是一部用“文学铭写”造句的文本，并没有提供可信的知识或能导出可信知识的方法。
《实验室创新》的问题
《实验室生活》的问题，可简单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研究问题的预设有问题。该作的研究问题是“在实验室环境下，事实是如何被建构的”，但作者并没有给建构下一个定义，读者只需反问什么样的行为不算建构？以及建构的对立概念是什么？就可发现作者将建构当作了一个不可反驳的元概念。
元概念的用法很普遍，尤其体现在宗教叙事中，例如基督教文本中的“上帝安排”。一个人若先验地接受了基督教话语，自然会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他就会反问“那什么样的事件不会被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呢”。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非建构论者，为何要理会建构论者的先验陈述，即把“科学家建构”当作元叙事？
第二，研究方法有问题。作者为了祛除科学活动的神秘性，引入诸多其他领域的常用语词做类比性叙事。例如，用文学领域的文学铭写一词指称科学活动；用金融领域的信用循环一词指称科学家“拉赞助—研究—发表论文”的过程。但是，使用类比叙事固然可以令读者更易明白实验室的内部日常，但会“抹杀差异性”。
如，科学家的确会像企业运营者那样制定和执行策略，但鲜会承担后者面临的风险；又如，科学家坐实概念和论断的过程确实类似文学铭写，但科学评价靠专业同行，文学评价靠非专业大众。作者没留意到这些差异，更甭提对这些差异以及差异带来的后果做解释。
第三、讨论多停留在浅尝辄止阶段。作者指出许多影响科学铭写的因素，包括铭写装置、信用积累、策略的制定和执行、实验室讨论、赞助获得、组织结构，展示了一个“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微观世界。但展示这点并没什么新鲜，需知，虽然上述要素都会影响铭写过程，但不同情况下不同要素发挥的权重作用是不同的。作者没有通过追问诸如“为什么突破式创新总是发生在一些资金较匮乏、人员配置较单薄的年轻团队而非一些资金充裕、人员配置完备的成熟团队”之类的问题，以导出“何种要素在何种情况下会对何种结果的输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更具实践意义的陈述。
第四，对于科学活动的考察较为单一。作者以“促甲素的结构识别”为例，说明高可信度陈述的导出依赖铭写设备的不断投入。这点自然没错，但其所关注的识别活动只是诸多活动中的一类。除识别以外，科学家还会追求命题融贯以及准确预测，这就取决于研究者的智识能力而非昂贵设备的投入。简言之，拉图尔和伍尔加之所以强调铭写设备，是因为他们观察的是低智识要求、高设备要求的识别活动。
第五，没有超越欧洲视野。《实验室生活》是一部典型的欧洲式作品，二战后的欧洲是一个缓慢变迁的世界，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但个人成长的上限也很低，个人自主性不会得到太多彰显的机会。正因为此，作者笔下的科学家都显得“有点患得患失”，总会考虑非科学因素。非科学因素一多，建构论就有了滋生的空间。一个社会不变动，就会像一个保持惯性的实体，虽然对于该实体的外力有诸多，但当这些外力的合力为零时，这些外力的意义也可忽略不计。一旦观测不到变化，学术工作就会转为造词、造概念，不再以呈现因果关系为目的。
总结
《实验室生活》是一部伪装成经验研究的理论作品，即写作不是通过分析材料以提取理论，而是根据理论预设选择材料作填充。
就思想史而言，实在论与建构论互为论敌。实在论假定世界独立于人类感受与人类认知，人类生产的任何有关世界的陈述都不能脱离世界本身的状态。建构论假定世界的状态由人陈述，人的陈述方式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预，所以关于世界的陈述更多反映陈述者所处的社会状况。但是，两者的争论是多余的，因为两者的关系如同秃头与满发、胖与瘦，没有明确边界。
没有明确边界使得语词之间容易切换。例如，将胖说成是“瘦性”很低的状态，将瘦说成“瘦性”很高的状态。同理，建构论和实在论之间也可作如此切换。将没有明确边界的语词当作有明确边界的语词来使用，最终引向的，多是同义反复的“意识形态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