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诗学”，21世纪中国新诗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举办
2024年5月24日至26日，由拾壹月诗社举办的“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在郑州市惠济区圣佳丽绅酒店举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等16所知名高校的文学学者、诗歌批评家与国内诗人7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参与者涵盖了从50后到00后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论坛主要围绕“重审九十年代诗歌：问题与方法”与“新世纪诗学的诞生：更广阔的未来”两大主题，结合论坛会前提交的多篇论文展开讨论。
自去年4月以来由王东东、张伟栋、一行、张光昕、冯强等人在郑州发起的“当代诗的困境与危机”的讨论以来，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和对“未来诗学”的展望已经成为当下诗歌界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着它们产生了诸多的论争。过去的一年里，和这两个主题相关的会议在青岛、上海、威海、福州等地纷纷召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次会议一方面具有中场总结性质，对先前的许多质疑和争论进行了集中的回应，同时对“未来诗学”下一阶段的走向进行了展望。一行和王东东分别主持了论坛的上下半场。
一、重审九十年代诗歌
2023年4月的郑州会议上一行提出的“新诗绝境论”拉开了反思九十年代诗歌的序幕。会议发言整理成题为“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的谈话稿发表在澎湃新闻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后“南方诗歌”头条号上开辟了“未来诗学”的专栏，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集中发布了相关主题的文章40余篇，使问题的讨论更为广泛和深入。同时纸质刊物如《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争鸣》等也纷纷刊登相关文章，标志着这一论题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和重视。可以说这是自上世纪末“盘峰论争”以来新诗发生的最具理论深度、参与最广泛的一次诗学事件。
除了热烈的响应之外，也有不少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未来诗学”是不是又是一次“盘峰论争”的翻版？是不是新一代诗人和批评家为了在现有的权力等级秩序中“上位”而针对老一代诗人策划的“暴动”？西川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诗人改稿会上就提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大家都读的差不多的理论文本，最后他们成了“90年代写作”，而新一代人成了未来诗学？另外，一些年轻诗人对过度强调九十年代诗歌的影响也产生了不满。“合流”公众号上刊登过年轻诗人的声明：我和我同龄的大部分诗人，既没有被九十年代所影响，也不需要对抗它的影响。这些不同的声音都构成了这次会议重审九十年代诗歌的背景。
一行在主持会议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讨论九十年代诗歌不是为了对某些具体的诗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进行发难、指责，其意图或者初衷不是想要去否定90年代某些具体的诗人或者他们的作品，而是试图去讨论在今天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当代诗的未来和出路在哪里。未来诗学并非对当代诗未来的整体规划，而是打开一个问题空间，邀请诗人和批评家进入其中思考。这里面所批判的九十年代诗歌，是一种诗学的范式，从根本上说是所有遵循了个体化写作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书写原则的诗歌写作。对九十年代诗歌的重审意味着要突破新诗在当下面临的困境和既有的审美范式，为建立新的审美范式清理地基。
会议发言先围绕提交的论文展开，后再进行自由讨论。论坛上半场的发言中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和批判仍旧是主要方向，但也出现了一些辩护的声音。王东东首先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九十年代诗歌的一系列核心原则如叙事性、知识分子身份、中年写作等概念做了深入的辨析，揭示了九十年代诗歌是如何被各种合力建构起来的。要突破九十年代诗歌范式，一方面要重绘1990年代诗歌地图，将被九十年遮蔽的诗人如多多、昌耀、郑敏、戈麦等人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要回到新诗诞生的起源，恢复其原初丰富的维度，用一种综合性的共同体戏剧诗学来替换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的专制。
李章斌认为九十年代诗歌的最大问题是陷入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如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原子化个人与集体主义、叙事与抒情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会带来诗艺上的革新，但同时也会成为一种自我设限。九十年代诗歌设定了一个原子化个体作为起点，用它取消了外在的大历史，进而沉溺到语言的发明和自我的呈现中。他借用了金庸小说的一个人物鸠摩智来类比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鸠摩智的武学看似无比博学，对少林72绝技信手拈来，但他的内功实际上是道家的小无相功，这种错位无法达到武学至境，在遇到真正的绝顶高手时往往一败涂地。九十年代诗歌看似炫目的技艺和消化一切材料的能力的背后是一种孱弱的原子化个体和语言本体论意识，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它设定的宏伟目标。同时在反思九十年代诗歌时不要轻易陷入到一种非此即彼的否定关系，否则很容易否定前人积累的成果，一切又变成从头开始。
80后诗人刘萧通过对张伟栋《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一书中的“历史分裂症”这一概念的延展回应了西川对未来诗学的质疑。“历史分裂症”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精神分裂和意识形态，贯穿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之中。它设置了个人与历史、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使诗歌以审美自律的名义割裂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进而成为一种僵化封闭的符号增殖系统。他通过对王家新、朱朱、雷平阳、欧阳江河、臧棣等人的诗歌及理论文本的解读，追踪了“历史分裂症”在当代诗歌中的演变过程，在九十年代诗歌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未来诗学和九十年代诗歌的区分并非代际上的，更非一种“盘峰论争”式话语权的争夺，而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意识。沉浸在“历史分裂症”中的九十年代写作的精神内核是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实际上已沦为当下现实秩序的一部分。未来诗学恰恰是要克服“历史分裂症”，重新抵达一种总体性，去想象、建构一个和当下不一样的未来。
对九十年代诗歌持辩护意见的主要有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和年轻的零零后批评家吴虑。钱文亮从自己多年前对“叙事性”的研究出发，认为“未来诗学”对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叙事中心论”的批判可能是不成立的。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叙事性”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不过是增加了“叙事”的策略而已，比1980年代的抒情更具包容性。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叙事、抒情的二元对立等级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另外，从修辞层面，从诗人的具体创作来看，用“叙事”来涵盖九十年代特征的时候，这对九十年代大量的抒情诗人是一种遮蔽，比如陈先发、蓝蓝、大解等人。他们的诗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抒情性。九十年代诗歌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存在很多不同的面向，前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诗歌在九十年代的处境实际上非常艰难，很多刊物的诗歌栏目都被砍掉了。诗歌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坚持存活下来是很困难的。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也塑造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美学风貌。所以在讨论九十年代诗歌的时候，不能以一种完全抽离的视角将其“活埋”，而是要重返现场，抱以“了解之同情”的体察，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未来诗学的建构。
吴虑认为，“未来诗学”通过拣选出一批被九十年代诗歌主流叙事遮蔽的诗人来作为爆破九十年代诗歌的突破口时，并没有摆脱陈思和以及夏志清等人“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和焦虑，仍旧陷入到一种固有的权力逻辑之中，这能否作为“未来诗学”的起点是值得商榷的。
会议上其他发言者也都从不同侧面对九十年代诗歌的问题做了梳理和诊断。如周俊锋从用典和隐微修辞的角度试图重新激活90年代以来濒临枯竭的语言潜能；张凯成从诗歌选本入手探讨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得与失；黄舜则通过一些列的文本细读揭示当代诗歌“世俗化”和“叙事化”的倾向，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精神症候做出了诊断。这些不同视角都为重审九十年代诗歌提供了启示。
二、展望未来诗学
论坛的下半场以对“未来诗学”的展望为主。参会者或基于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或基于当下的历史情境，或基于自身内在的生命体验，提出了对“未来诗学”和期望和构想。
针对九十年代诗歌中“个人化写作”带来的个体与历史的割裂，主持人王东东认为，思考未来诗学应该重回诗的潜能，未来诗学不应该沉溺于个人感受的表达上，而应该转向对共同体命运的思考。共同体、戏剧、事件是其未来诗学的三个关键词。共同体的命运在共同体的事件中得以表现，个人的事件只有在共同体事件中才能认清自己，因而只是共同体事件的构成和映像而已。事件是共同体诗学的表现对象，也是戏剧诗学的对象。也因而，未来诗学是一种事件诗学。在事件中，包含了理、事、情三个层面，可以分别对应于戏剧性、叙事性与抒情性。所以“未来诗学”应该是一种融合了叙事性与抒情性并最终成就戏剧性的综合的诗学。李章斌在个人与历史关系的问题上持类似看法。他详细地解读了朱朱《月亮上的新泽西》一诗，认为这首诗在处理个人与历史、日常生活与事件的张力上提供了一个范例。个体仍旧能通过一种词语的伦理同历史的总体性保持着隐秘的关联。在适当的历史情势下，这将成为通往未来的一道暗门。诗人森子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个人化”是改革开放以及80年代朦胧诗以来最宝贵的遗产，它将个体从历史的暴力和宏大叙事中解放了出来。而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个人化”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到能抛弃它的时候。
抒情性是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诗人子非花是抒情最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叙事和反讽代替了抒情。诗人们变得羞于抒情，似乎那是一种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未来诗学要想真正走向成熟，产生自己的李白和杜甫，必须回归抒情。90后诗人、批评家黄舜也推崇一种新的抒情主义。他认为九十年代诗歌陷入了一种文本中心主义，最后沦为语言游戏的修辞，失去了与生活血肉淋漓的联系。新的抒情主义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联系。这需要从过去诗歌中寻求有用的资源。不仅要重返80年代，还应该从现代诗歌、浪漫主义甚至古典诗歌中汲取抒情的能量。以此为基础重建当代诗人的精神结构，发展出一种能适应当下的感受力。他认为“未来诗学”应该是一种朝向未来的动能，而不是说要去规划一个蓝图，去提供一个范本。应该警惕一种权威话语的重新建立，每一种写作方式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每个诗人都应该自成一个星系，彼此映照又彼此独立，形成浩瀚的星海。诗人森子在提倡抒情之外，还为“青春写作”正名。他认为九十年代提出的“中年写作”是对八十年代的“青春写作”的污名化，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阉割。他本人在20年前已经与这种写作告别。“未来诗学”也必然是一种青春的诗歌。
亚思明提倡一种“记忆诗学”，她认为诗歌是一种冷凝术，应该在过去的绵延中深入未来。她区分了两种“记忆”，一种是面向过去的，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和《尚书》，这种“记忆”称颂古时的荣耀，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研习先人的习俗上，这种固执的回望过去的眼光，反倒对当下的现实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存在。一个沉湎于往昔的民族，他是没有勇气开创未来的，这也正是当年的新诗发轫者想要抗拒这种旧记忆幽灵的原因所在。另一种记忆是面向未来的，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成为孕育未来的土壤。而诗人的任务是通过想象和创造，把孕育其中的萌芽转化成朝未来盛开的花朵。她引用里尔克来阐释记忆和未来的关系：“……只是回忆还不够，必须学会忘掉它们，当它们遗忘的时候，然后学会耐心等候他们返来。作为回忆还不是诗，只有当他们失去名称和我们化为一体，变成我们的血液视觉姿势的时候，才可能在一个罕有的时刻从他们中间升起了一句诗的第一个字。”
诗人、本届拾壹月诗歌奖实力奖获得者池凌云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表达了对未来诗学的热烈期许，同时也坦承了某些困惑。诗歌总是要不断地突破理论和教条的束缚回归创作。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新的冒险，都是对语言边界的拓展，都属于未来。而朝语言的边界探索并不容易，总是想多探求一点，多保留一点天真，然后想保持自然质朴的力量，同时又拥有一种难度，既想摸索这种语言的边界，但是又担心踏空，要保持这种平衡是很困难的。但这或许也是诗歌的魔力之所在。在一个永远有待发现的世界，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以诚挚的感情，准确有效地使用词语延缓美好事物的消失。语言与世界的互相寻求，也在召唤写作者的选择，这一切都需要诗人有持久的耐心。诗人应该永远心怀爱和怜悯去使用语言，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样开创出来的未来可能才是我们想要的。
张光昕认为“未来诗学”目前最大的短板是缺乏有效文本的拣选，所以他提出了编选一本《未来诗选》的想法，用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去发掘一批能代表“未来诗学”向度的作品。它是面向未来的，能够体现新世纪的诗歌精神，建立未来诗学的审美取向和评价体系。这样做固然会有一定的风险，引起质疑和纷争，却是将未来诗学向前推进的必要步骤，也是一个诗学共同体的行动。在诗学建构上，他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出发，认为诗人应该坚持自己的欲望，去戳破九十年代诗歌虚假的繁荣，并从欲望个体辨识自己作为一个技术个体。这里的“技术”来源于法国的技术哲学家西蒙栋。技术并非完全是对个人的压迫和异化，而是同事蕴含着解放的能量。诗歌和个体要想在未来的AI时代很好的生存下去，就必须将诗歌转化为一种生命技术。
刘萧针对九十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和“文本中心主义”，提出了未来诗学的“本体论转向”。他认为，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诗歌在本体论上迎来了一个“哥白尼”的时刻，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一古老而普遍的命题的涵义，人工智能是一架去主体的语言机器，它参与到诗歌创作中来，意味这一命题迎来了终结。他通过考察东西方诗歌发生学的理论，提出了“诗歌是行动的艺术”这一命题。所谓诗歌是行动的艺术，并非要将诗歌和语言割裂，而是说语言和文本并非诗歌意义的终极保证，而是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所有的意义还需要被还原成一种行动。
一行认为九十年代诗歌在处理经验的能力、现实感、元诗等层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问题也很明显：缺乏强度、虚无主义和超验维度的缺失。未来诗学如果要出一个选本，来辨认从九十年代至今的诗人，也是针对这些方面。未来诗学要重新强调诗歌的强度，这需要诗人有一种朝向实在界的欲望，将自己最内在的东西毫无保留的表达出来，并且再要在语言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九十年代诗人比如臧棣，他的诗是一种“深邃的肯定”，洋溢着语言的欢乐，对词与物的关系做出了非常杰出的处理，但是相比于胡续东，强度上还是不够的。新一代诗人胡续冬和马雁虽然因为英年早逝，没能成为综合性的大诗人，但是在诗歌的强度上是有所突破的，他们用一种生命的激情超越九十年代诗歌的束缚。拾壹月诗歌奖的颁发，从多多到宋琳、池凌云，都体现了未来诗学的向度。
50后诗人、本届拾壹月诗歌奖主奖的获得者宋琳在论坛发言和专题讲座中，都表达了对未来诗学的强烈共鸣和支持。他在《今天》杂志上为“未来诗学”开辟了一个专辑，这对“未来诗学”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以一个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为听众提供了关于九十年代诗歌大量一手材料。他也是最早对九十年代诗歌产生深刻反思的诗人之一，对于世纪末的“盘峰论争”尤其感到失望和痛心，并在当时的《今天》上拒绝了他们的稿件。
在题为《当代诗如何感应未来》的讲座中，他旁征博引，贯通中西，对未来诗学的谱系做了高屋建瓴的梳理。从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到邵雍的《皇极经史书》，从柏拉图的《治邦者》到《周易》的系辞，从波德莱尔的“感应论”到本雅明“弥赛亚的救赎”……，一条清晰的脉络被勾勒出来。这在哲学、神学、诗学等多个维度为“未来诗学”提供了启示。在讲座结尾，他套用苏格拉底的话表达了对“未来诗学”期许：“关于未来，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正在把它寻找，看啊，年轻人也已前来帮助我寻找。”
三、收获与缺憾
总体来说，这次论坛将去年开启的“未来诗学”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无论是从会议规模，参会者的身份、地域和年龄构成及发言内容来看，都表明“未来诗学”在诗人和批评家群体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
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从去年“绝境论”“漫长的葬礼”的揭竿而起到如今，讨论的参与者能够以一种更冷静客观、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九十年代诗歌的得与失。对九十年代的批判不再局限于表达方式、语言技艺等表面形式，而是进入到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并和当下的历史逻辑相勾连起来，获得了一种更辩证更综合的诗学视野。钱文亮和吴虑为九十年诗歌所做的出色辩护，也能够为“未来诗学”提供警示：如何更好的从过去的问题中吸取教训，避免陷入相同的逻辑而遭遇同样的失败。总之，未来诗学超越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完成了对九十年代诗歌的扬弃。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是建构未来诗学的起点，但并不构成其反向支点。
相比而言，未来诗学展望的部分则显得不足。尽管诗人们和批评家们都贡献了各自的真知灼识，其中甚至不乏天才的洞见，但总体上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建构来作为未来诗学的普遍共识。很多构想并没有摆脱九十年代诗歌的逻辑而缺乏真正的未来向度。这显然是接下来未来诗学推进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