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关联性与人的相对论
▌张玉瑶
暌违数年后，作家格非出版了最新一部长篇小说《登春台》。和之前的《春尽江南》《望春风》一样，都以“春”入名。格非解释，“登春台”三字来自老子《道德经》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一句，具体在小说中，指的也是一个具体的地址——春台路67号，北京一个叫做“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物联网公司所在地。“登春台”，便也进一步落实，成为主人公们由各方汇聚此处的动态表达。
这是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里的一个普通现代科技公司里的人和事，但格非尝试用一种不寻常的复调结构去讲述。书分四章，分别以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个人为主人公，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事中转换，讲述他们各自的人生命运，又使其相互勾连，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特性、某种征象甚或气质。四个人各个迥异，年轻姑娘沈辛夷来自江南笤溪村，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残酷往事，与母亲之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陈克明来自海淀后厂村附近的山村，创业失败后，不得已去开出租车，偶然搭载了神州科技的创始人周振遐，由此平步青云，却与妻子的感情陷入危机；窦宝庆来自甘肃小镇，怀揣着一个惊天秘密，身上有种游离在大都会之外的野性与蛮力；周振遐，众星捧月的科技大佬，却宁愿大隐于自然与人海之中，在人生暮色时分思考时间与死亡的命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线程，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同“登春台”。
单独来看这每个故事，似乎并不新异，女性疼痛、母女关系、财富传奇、悬疑复仇、人生回望，即从我们周身巨大的现实生活中，似乎亦不难拷贝出某些相似的社会人物影像——也无怪，探照灯摄像头无孔不入的当代生活早已自我生成这样的本质，总有太多的故事、目不暇接的奇情被送到我们面前，又被语言和记忆的碎纸机打成碎片四处纷扬。小说家能做的不是全须全羽复原这些碎片，也不是将其一概扫入尘堆，而是纵身走入这真实的碎片间逡巡，发现灵光并抓住它们，将其融化、剪裁又赋予新生。格非在《登春台》中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携带着一条有标的的线索，这就是他在小说中所力图呈现的“关联性”，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人和世界之间的。于是你可以看到，书中的四个人各自独立，又共同构成总体的叙事，像丝线从中国地理方位上的东西南北四方汇聚而来，绾结成新的织锦。
今年三月底，格非在北京与哲学家陈嘉映对谈时提到，这种关联性的确是他想在作品中有意传递的一个核心观念。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说法，谈到文明发展的趋势就是把原先互不认识的人都连接起来，而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高度联系性的氛围和文化之中。这样一条线索既存在于作家的理念中，也存在于真实人间关系的映射之中，这突破了奇情和对奇情的追求，使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恰到好处地落地。
说“恰到好处”，是因为，格非作为一个驾轻就熟的小说高手，是懂得拿捏分寸和力道的。就像“物联网”公司这一象征，春台中人都围绕在周振遐身边，相互间也辐射磁场，但有强也有弱，如沈辛夷和谜一样的窦宝庆在物理上仅仅是“继承”公司工位的关系，而作为周振遐贴身司机的窦宝庆的突然消失，则给了陈克明偶然结识周振遐、进入公司的机会。他们的命运明里暗里相勾连，但表面上也许只是轻轻相触、甚至未待触及便散开的涟漪，惟有掌管世间命运之神知道水底的波动，乃至发自地壳深处的震荡。这里面有巨大的偶然，但不等同于“巧合”，更不是小说意义上的人造巧合。格非尝试借小说去描述现代社会的关联性语法，但他并不凌空虚建楼阁，而是贴着生活来起笔。“春台”中的人们无往而不在关联之中，但将他们连在一起的不是绳索，而更像是蛛丝，晴空中隐约拂面，只有当下沉到暗处才能看到；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更贴近现代生活本质的语法。在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真正的、高发的偶然永远是事后才隐隐察觉、甚至永远都不会被察觉的，就像你未曾谋面、却永久共享过同一空间经验的某一位校友或前同事。就像沈辛夷和窦宝庆互不相识，却通过一则被讲述的传闻，构成人物情感、动机上的关联。格非所写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关系。因此《登春台》中虽架设了悬疑的钩子来钩住人物的丝网，但它又绝非以戏剧性强关联来推进的悬疑类型小说。
关联性也体现在小说的地理性上，你完全可以从中描画出一张人物的行动路线图，进而，一张铺设在文学中的北京地图。“神州联合”所在的后厂村、中关村科技园，周振遐居住的西山高档别墅区，他常常去听戏的颐和园听鹂馆、买花的东北旺金地花卉市场，姚芩住的上地橡树湾小区……人物以这些地标作为日常和故事展开的动线，当你视线一边拂过这些真实而熟悉的地名，脑中一边思考着它们的方位所在及其背后指代的身份意义，便好似追随着人物的足迹在这个庞然大城中漫游一遭，认清了面目，在虚构中抓住了一丝真实坚固的所在。将真实地标高亮地嵌进虚构的小说，在我看来，似乎也是现代都市文学愈发自显的一个表征。现实中的城市越来越纷繁万端令人迷失，我们退缩到虚构文学里，去确认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南方人格非居京多年，看得出，他已经与这座城市的肌理相互内化。
翻开《道德经》去读老子原文，你会发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并非完结，它后面还有半句：“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这构成了对前一句理想国式愿景的反拨。众人如春登台，我独沌沌傫傫。如果是前一句指向性地对应了小说的结构，那么未说出的后半句，更近似小说的内核和旨归。这个老子式的“我”，在小说中一眼望去最符合的“人设”显然是周振遐。人物走马灯般在这位科技大佬身边来去，他却宁肯缩成宇宙中的一个点，做一个勤恳园丁，在自家庭院中细嗅月季，有一种涤净金屑和尘埃后的赤子之态，未彻底得自由，但已在理解和求索自由的路上。当然，细细揣度，其他三个人身上，似也多少存在某个“我独泊”的隐秘角落，但周振遐这个有些理想化的人物，显然最为扣合着格非发散在这本书中的时空相对论。
随着先锋小说时代愈行愈远，在大学任教的格非亦从一个小说家而渐渐向学者靠拢，从他与陈嘉映的对谈中即可以看到他所取用中西思想、文学资源之广博深厚，这一切自然也给他的小说赋予了新的气质。书中借周振遐之思绪，对时间与存在的思辨，承接着古今哲人的思想之河，这也让我们在合上书后，依然感受到缕缕余绪飘摇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