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口自主迁移才能使社会稳定和安宁
来源：周天勇
一些学者提出，不能放开户籍，也不能推进农村土地房屋市场化改革。否则，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宁和不稳定。现代城市和工商业社会，不同于古代的农村农业社会，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农业自主迁移和流动，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全。
人口自主迁移和土地房屋市场化退出以及城乡双向流动和置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文化历史、产业、土地分配、农户规模、贸易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等视角来看，除了体制不同之外，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人口流动和迁徙方面，日本的户籍管理是报备制，并不限制人口的自主迁移。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没有户籍管制制度，2022年，其市民化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均为92%，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09%、5.08和4.14%，农业劳均耕地分别为34.31亩、18.62亩和25.26亩，2021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只有1.04%、1.79%和1.50%。
人口向城市迁移，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战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口从低生产率、就业机会少和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快速向高生产率、就业机会多和高收入水平的城市和工商业流动。人口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城市和工商业快速流动，加快了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低收入的人口向高收入的城镇和产业快速流动，使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整体得到了提高。
人口自主迁移促进了共同富裕。从战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来看，1950年、1975年和2000年，其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日本分别为0.31、0.344和0.304，韩国分别为0.340、0.391和0.316，中国台湾分别为0.558、0.280和0.319。在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和劳动力自主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和工商业迁移及流动，耕地集中，其结果是生产率提高，GDP高速增长，经济扩张繁荣，社会安定有序，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持久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收入分配较为公平，也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人口迁移管制，本意是发展农村，实际上造成了城乡差距。2023年中国人口城市化、农业就业比例、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增加值比例，却分别为66.16%（其中户籍城市化水平只有49.27%）、24.78%、9亩（除去国有耕地）和7.12%。与日韩和中国台湾相比，差距很大。2022年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为0.5以上；城镇户籍居民、城镇常住流动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1:0.67:0.25。中国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户籍等管制和土地体制，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合理提高，反而有城乡之间收入分配财富拥有方面的问题。
因此，户籍放开改革、人口自主迁移和流动，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及财富拥有的不公平，是一种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的主观臆断。而阻碍人口迁移，在农村农业中积累过多的就业不足和低收入人口，才是积累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宁的隐患。
中国体制改革基金会联合专家组：《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数据来源于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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